进入中唐，普通人的太平迷梦早已打破，诗人饱经乱离之苦，对时代有更深刻的认识，文学的态度也就一变而为严肃、认真、深沉，写实尚俗的文学便首先于这时代勃然兴起，文学创作由天上回到人间，由华丽归于平实。

一、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应制举，次年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至五年（810），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元和五年，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811）四月至九年（814）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余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元和十三年（818）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任苏州刺史。白居易晚年无意仕进，加之身体多病，大和二年（828）他由秘书监转刑部侍郎时便下决心退休，第二年以太子宾客回到洛阳。自此到逝世，他一直闲居洛阳，与香山寺僧人结社，自号“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在此文中也明确指出：“仆

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可见白居易最为看重的是自己的讽谕诗。

他的《秦中吟》lO首、《新乐府》50首等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如《秦中吟》其十《买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借助“田舍翁”的低头“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当时剥削与被剥削、贫与富的社会矛盾。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实际上，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以《长恨歌》为例，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讽谕说和讽谕、爱情双重主题等多种说法。实际上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其“长恨”主题所蕴涵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的悲剧分别看做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三重变奏的统一整体。

白居易的杂律诗中流传较广的是一些写山水风光和友情的作品，如《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写得自然流转，明丽圆熟。以谪贬江州为界，白居易的处世态度前后判若两人，闲适诗多创作于后一时期。白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本之于安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受陶渊明、韦应物的影响较为明显，诗风浅近平淡。

如《小池》二首其一：“昼倦前斋热，晚爱小池清。映林余景没，近水微凉生。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声。”表达知足常乐的心态，能引起淡邈悠远的想象和亲切的感应。又如《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本是邀请朋友前来小饮的劝酒词，既有所渲染又简练含蓄，有一种温厚柔和的情致，沁人心脾。

二、元稹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行九，世称元九。贞元十九年（803），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806）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第，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因反对宦官及守旧官僚遭贬谪。继起任工部侍郎，并于长庆二年（822）升任宰相。因与裴度发生冲突，为相仅四个月即被罢为同州刺史。此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53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元稹首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写下l2首和诗，他大胆地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新乐府诗，在诗里谈社会问题，讽刺时政，如《织妇词》、《田家词》、《上阳白发人》等讽谕诗。但元稹有一部分新乐府诗在批判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刻画的生动性方面都不及白居易。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818）的《连昌宫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动乱的因由。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

真正能代表元稹创作特色的是轻浅的艳情诗和写生离死别的悼亡诗。《离思》五首其四就堪为哀艳缠绵的绝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不但取譬甚高，抒情强烈，而且用笔极妙。

元稹在妻子韦丛死后写了不少动人的悼亡诗，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遣悲怀》三首。这三首诗全是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的描摹，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其中一些诗句尤其饱含哀思，动人肺腑。如云：“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元稹、白居易在相识之初，即有酬唱作品，两人在遭贬谪后仍酬唱不已，成为影响较大的文学现象。在元、白的唱酬诗中，元稹所呈露出来的诗人性格和感受要更亲切实在一些，如《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元、白在元和年间所写的“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以及杯酒光景间感叹自身遭遇的“小碎篇章”，加上他们两人的艳体诗在内，统称为“元和体”。这些诗从内容到形式突破了诗歌的传统规范和传统模式，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写实尚俗特征。

三、张籍和王建

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

张籍（约765—830），字文昌，祖居苏州，后移居和州（今安徽省和县）。贞元十五年（799）登进士第，官终国子司业。张籍以乐府诗出名，题材较为广泛，多为“俗人俗事”，但挖掘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缩影，如《野老歌》、《牧童词》等。《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本非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但对复杂的女性情爱心理的揭示极为贴切传神：“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张籍的近体诗，虽多为抒怀和酬赠之作，也带有写实倾向，且不乏新颖之作，如《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追求一种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但写得朴实自然。

王建（7667—8317），字仲初，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人。出身寒微，初为官时已近五十。曾任县丞、太府寺丞等小官、闲官，大和年间，官终陕州司马。王建的诗歌创作以乐府诗成就最高，题材广泛，爱憎强烈，如《田家行》中云：“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王建在创作中有以俗语、民歌入诗的倾向，一些小诗写得通俗流利而脍炙人口，如《新嫁娘词》三首其三：“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王建还写有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其中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