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诗经》两无干？

吴营洲

有个话题近来使我感到困惑，就是《楚辞》与《诗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继承和发展，还是两不相干？

在我印象里，《楚辞》是在《诗经》的基础上，对古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提高和发展，从而创作出来的。这自然是种“传统说法”。然而我在《屈原与楚辞》（张纵逸编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版）一书中，却看到了不同说法。该书认为，《诗经》属于北方文化，《楚辞》属于南方文化，而在屈原那个时代，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根本是对立的，并未融合，所以不能强硬地肯定《楚辞》对《诗经》有承继关系。即便是二者共同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那也是在周民族文化中就具有了，同样在殷商和楚民族的文化中也具有了。不能因为《诗经》产生在《楚辞》之前，就认为《诗经》对《楚辞》影响；也不能因为《诗经》中周南、召南是楚国的一小部分民歌，就把《楚辞》和《诗经》不同的传统混为一谈。

于是我就疑惑了。《诗经》的确属于北方文化《楚辞》也的确属于南方文化，但说在屈原那个时代南北文化并没有融合似乎就说不过去了。

众所周知，在屈原的那个时代，秦国属于北方文化吧，秦国对楚国的大规模征讨不就是一种融合吗？一位研究“文明学”的学者曾经说过，文明的传播渠道有多种，在古代最重要的渠道，当是战争、贸易、天灾等数种。齐国属于北方文化吧，屈原曾三次出使齐国，不也是一种交流、融合吗？而所谓的“合纵连横”，正是那个时代上演的历史大剧，怎么能说南北文化没有融合呢？

《楚辞》与《诗经》自然是两种风格迥然有别的文学样式，但《楚辞》的作者屈原肯定是读过《诗经》，并受过《诗经》熏陶的。理由之一，屈原是贵族出身，身为贵族，在那个时代没有读过《诗经》当是不可思议的。理由之二，屈原曾为“外交官”赴过齐国，而作为一个“外交官”而又对《诗经》不熟，也当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春秋时代，《诗经》就是列国使臣的教科书。（刘大杰语）况且孔子也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当时的“外交官”，常常是借《诗经》说事儿的，一来显得自己有学问，二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显得很委婉。

既然南北文化是有融合的，那么，《诗经》的十五国风中为什么没有楚风？这就要看具体的时间段了。《诗经》生成的年代，当是在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在那段时间里，楚国的国土不大，国力弱小，又地处楚蛮之地，交通不便，语言不通，当地的民谣民歌很难传到西周京师，而西周的采诗官也很难到达该地，再加上楚地与中原相比，文化相对落后，《诗经》中没有楚风自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到了屈原所处的战国中后期情形就不同了，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相互的征伐越来越频，规模越来越大，因此交流、融合的程度越来越高。在当时，华夏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这统一大业，南方的楚国，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都有可能完成。具体由谁完成，那就看各自的谋略、造化、时运了。或许正是由于楚王的昏庸无能，以及听信谗言、放逐贤者等，才使其失去了统一中国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

客观地说，《楚辞》这一文学样式，也不是建筑在楚国方言上的，而是建筑在中国当时的全民语言上的。如对《楚辞》的体裁有决定性的“兮”字，就并不是楚国所专有的。（林庚语）这也说明，所谓的南北文化并不是根本是对立，并未融合的。

写到这里，关于《楚辞》与《诗经》的关系，我还是认同“传统说法”，即：《诗经》的四言形式和现实主义传统，在《楚辞》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诗经》“二南”中江南一带的民歌，对《楚辞》的形成有一定影响；《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在吸收民间歌谣——自然包括《诗经》——的基础上，所创造出来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郝志达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