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有章草、今草之分，今草有大草和小草之别，大草的进一步延伸就是狂草，今人很少有染指狂草的，因为人不狂，又不会喝酒（唐代草圣皆狂饮），会喝酒的狂人又不会写字，这需要社会的洗礼和巧遇以及自身的修炼才会形成这种“怪胎”，太难了！

林散之草书

林散之是当代“草圣”，但他的字不狂，笔法是狂了，但精神状态还不狂。所以，讲草书的学习一般以小草为主，小草还是有一定的操作余地的，至于大草书，自己还没有搞清楚，怎么能作为“范式”去为“人师”？犹如吃“螃蟹”，自己才吃了个“小脚”，就去给人大谈它的美味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学习草书总要找个“模本”，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学草首先要“识草”，然后了解它的基本笔法。作为识草和学习的“模本”有《十七帖》、《书谱》、怀素草书《千字文》等，其他不足为观。

《十七帖》局部

《十七帖》是刻本，徒见字形的结构，难见笔法的流美与精妙；怀素《千字文》初看似乎与“二王”的血脉有所“游离”，初学者很难掌控。只有《书谱》的形神妙得“二王”的正脉，且如谦谦君子，尽管行为举止风流潇洒，但又无不合乎礼仪，既“穷变态于毫端”，又“合情调于纸上”（《书谱》），全卷三百多行，洋洋数千文字，突立古今，“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乍显乍晦，若行若藏”（《书谱》），可谓理性与神采兼擅，用《诗大序》中的一句话“法乎情，止乎礼”来形容《书谱》是最恰当不过了！

《书谱》局部

《书谱》的特点是综合了“二王”的用笔方法，有人讲是吸收了《十七帖》的笔意是不全对的。在笔法上，起笔、收笔、转换等纯为“二王”一系，且方圆并用，处理精妙、准确，用米南宫的话讲，“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书史》），“似从右军大令换骨来”（《书林藻鉴》冯梦桢云）。《宣和书谱》中也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材，非功用积习所至。善临模，往往真赝不能辨。”

这充分说明他对“二王”的追摹。不仅如此，他的用笔速度、点画的外形等也全系“二王”，不过是在我们欣赏《书谱》时，觉得其用笔的速度要稍快于“二王”。我们不能见到“二王”的真迹，但是孙氏肯定是有机会见到墨迹的，“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虞龢《论书表》），羲献所处年代到唐才三百多年，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孙氏在对“二王”的笔法与作品气息的领悟及表现上是令人信服的。

《书谱》局部

唐代，士人阶层不断成熟，并以机构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科举的确立，庶族寒士可以进入上流阶层，因此，“士人阶层作为全社会的整合力量完全成熟起来，这就使得士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渐趋标准化”（张法《中国美学史》）。

标准化的结果是对“礼”的强调，对“法”的高扬，故有人讲“唐人尚法”。另一方面，科举以“诗赋为主”，表情达意性又成为士人们的精神追求，在参与国家管理时的灵性、创造性和变通能力方面充分显示了士人们的总体素养。唐代的开放性、强盛的国度等方面又孕育了唐代狂放、开张的艺术特色，这里暂时不展开讲。所以，唐代的艺术特色既有重法的一面，又有表情的一面。

《书谱》局部

如唐代的楷书，使得楷书的法则达到了一个后世无法超越的高度，而对情感的表达，甚至宣泄，又构成了唐代艺术的另一方面，如狂草，张旭和怀素成为书法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而孙过庭是生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的，他的《书谱》可以说是法与情的糅合，八法兼擅，情性备至。

所以，学习孙过庭《书谱》的“要害”是得其笔法，而后悟其情性。

【连载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