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1852年11月3日－1912年7月30日），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二代天皇（1867年－1912年在位）。讳睦仁，孝明天皇第二子，母为典侍中山庆子。出生时称号为祐宫，徽印印号为永。睦仁为幕府时代“倒幕攘夷派”的象征，也是同时是近代日本改革最为显著的日本领导人，其主持的“明治维新”带领日本自封建社会迈入工业化世界大国。

庆应3年（1867年）睦仁继位天皇并经历德川幕府戊辰战争，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并实行“王政复古”，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庆应四年（1868年）改元明治，采取“一世一元制”。明治元年（1868）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确立了自己的权力。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推行封建的军国主义的教育方针。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7月30日凌晨零时四十三分，明治天皇因尿毒症去世，享年60岁。陵墓为京都的桃山伏见陵。

明治天皇在位四十五年期间，是近代日本改革最为显著的日本领导人，日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完成了帝国主义，以后走上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道路。他的名字是日本兴盛和崛起的标志。

说起明知，就不得不说光绪。近代史上，光绪与明治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泱泱大国拥有“九五之尊”的皇帝，一个是狭小岛国“万世一系”的天皇。

在同样被西方列强炮轰国门、丧权辱国。同样想奋发图强，变法维新，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明治维新演奏了一曲气势恢弘的惊天绝响，使日本的国家变革获得巨大成功，一跃成为近代列强，雄心勃勃地“与万国对峙”；而光绪的变法仅历103天就惨遭失败，谱就一曲国脉悲歌，绘出一片国破山河。当明治天皇以“民族之父”的形象光芒四射、蜚声东瀛时，光绪皇帝却以“瀛台之囚”的身份独尝生命最后的悲凉时光。

光绪17岁亲政，明治16岁亲政，同样是少年登基，雄心万丈。然而光绪在慈禧的控制驯化下成长，明治则在武士的拥戴下即位。光绪对慈禧敬之若神，又畏之如虎;明治则崇尚勇武，好勇斗狠，对身边的武士师傅佩服有加。光绪长年生活在慈禧的冷酷威压下，养成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矛盾性格;明治则在武士们的精心塑造下成为果敢勇武、具有强烈的武士道精神。这样截然相反的性格，埋下了他们后来同途异运的人生伏笔。

光绪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抑郁多病、优柔寡断，没有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独断乾纲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亲政后的光绪，目睹国家的巨变，鸦片战争的失败也让光绪想对国家有所建树。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使他遇事畏缩，根本不敢和慈禧相抗。待到戊戌变法遇阻，大事临头，光绪手足无措，任人宰割。

明治的童年一样是在幕府的淫威下战战兢兢，当时的皇室都是圈养的。但明治没有妥协，他师从于武士，崇拜武士道，也培养了自己的改革派武士集团。然后他的的权力就是通过武士集团与幕府的长期斗争中得到的。明治天皇身边有自己的爪牙，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光绪的身边只是一群心比天高，却手无寸铁、软弱无权的书生，这是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

明治从小被圈养的时候，幕府先后任命平田铁胤、加腾弘之、西村茂树等名流学者为天皇侍讲，向明治讲授中国古典《大学》《诗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比起真正的儒学这些都是皮毛，但这些皮毛明治也就够了。待明治即位后，著名的“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担任明治的老师，更让他接受军事化的训练，凡剑术、马术、角斗术等。到明治20岁时，已经成为了一个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

光绪6岁上学，慈禧经过慎重考虑，给他选了两位师傅，一位是内阁学士翁同龢，另一位是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光绪读书识字、四书五经，夏同善主要教他写仿格练字。慈禧还指派御前大臣教光绪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15岁的光绪在一篇声情并茂的御制文中写道：“(君王)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这时候的光绪被教育成了一个十足的仁君，可这时候的中国内忧外患，这些所谓的大儒看不到国家存亡，一脑子的封建思想文化，对世界大势，近代文明知之甚少，还不思进取。明治的老师大多有过留洋经历，文武兼备，对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猎。而光绪只学习了封建传统政治伦理。

明治对西方文明的领悟和接受速度是惊人的。从他倡导对日本旧生活方式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运动上，足见其思想之先进开明。他颁布《断发脱刀令》，废除了日本人剃眉染齿的千年旧俗，还把西式礼服确定为官员的正式礼服。明治率先垂范，从衣食住行入手，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在日本建立起适应世界潮流的文明体系。

1854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日本举国震惊，中国天朝的形象开始崩溃。幕府末期的改革派佐久间象山振臂一呼，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但实际上明治办法发令，让“东洋道德”的形象一直在缩小，“西洋艺术”的范围则逐渐被扩大。简单来说，就是不仅学习西方的科技还要学习西方的制度和法律。中国封建那套适合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被弃如敝履。

1887年7月24日，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光绪亲自用朱笔钦定派遣傅云龙等12人分赴欧洲、亚洲、南北美洲游历考察。这次非同寻常的行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动机不明、立意不高，光绪仅要求游历官员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由于考察目的仅仅是“详细记载，以备查考”，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明确意图，这次轰动一时的派遣游历竟成为一次华丽的走秀。而后来这批宝贵的人才却被置诸一旁，很少被重用。这次游历的调查研究成果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戛然而止。

与此相类似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不久，1871年就派遣以政府首脑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明治政府的各部要员几乎全体出动。明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学习借鉴欧美各国的政治、法律、外交等各种制度。日本政府和全社会对此极为重视支持，拟定了详细的考察大纲，明确分工，太政大臣在给使节团送行时甚至悲壮地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这次游历可以说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所以，光绪差的不止是一个慈禧。而是制度，性格，手下大臣等全方位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