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天宝年间，处在“盛世”的余辉里的朝廷虽然面临着杨国忠等人的擅权，但是在地方上基本还能维持，唐玄宗依旧和杨贵妃带领梨园子弟编排舞蹈，不理朝政。而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云中（今云南省及贵州西部），部族的势力也正在发展壮大。

云贵高原作为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自古大山阻隔，交通闭塞，瘴气纵横。南诏、东爨等部族势力十分强大，汉人在当时几乎很少涉足这一地区。

为 了有效的管理这一大片区域，对抗高原上吐蕃的渗透，朝廷委任当地部族首领进行羁縻统治，设姚州（驻今姚安）、戎州（驻今宜宾）、雟州都督府（驻今西昌）、 安南都护府，派员驻军以作统御。其实这种统治更多的是依靠当地人的力量，更需要的保持唐朝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威望。但是当时的唐朝地方官员却经常横征暴敛， 鼓动西南部族内斗，朝廷从中取利。开元年间，唐玄宗给剑南节度使王昱写的书信中说：“蛮夷相攻，中国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唐玄宗的这种态度，使得 云南一带部族对唐朝的态度日渐失望，随着唐朝吏治的腐败和官员无能，唐朝在云南一带渐失民心。

唐王朝最初在这一带实行的是中立的平衡术，但是随着南诏势力的扩张，唐朝有意扶植南诏统一六诏，作为抵御吐蕃的西南屏障，此时唐与南诏的矛盾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双方有着吐蕃这个共同的敌人，所以仍然能够保持和平，唐朝仍抚绥南诏，南诏亦依附唐朝。

天宝七年（748年），南诏新王阁罗凤继位，按照规矩，唐朝任命阁罗凤袭云南王爵，承认他的合法地位，他应该到京城长安拜见天子，或者到成都拜见云南都督，接受册封。但是当时的奸臣杨国忠想以边功求官，就暗示姚州都督张虔陀想办法逼反南诏。

这 里需要说明一下大唐的边功制度，唐朝武风盛行，武将要封爵就得到边境上不停的杀敌立功，太平年间武将是升不了官的。武将没仗打就找个理由，挑起战争来打， 如果仗打的好还能转文职朝堂拜相。在这种风气下唐玄宗后期仗越打越多，敌人越打越多也就成了自然现象。既然皇帝喜欢边功，那就多立功讨皇帝欢心，至于周边 的那些小国，以大唐的国力灭上一两个还是轻而易举的，那些盛唐名将如高仙芝、封常清等，都是找上别的国家家门口打，连安禄山也是一样，不停的打仗。在这种 风气下，杨国忠想立功也得从边境入手，可能在老杨看来，相比于北方的突厥、契丹等，南方的部族应该好对付些，危险系数小很多。

天 宝九年（750年），阁罗凤带着妻子前往成都拜见云南都督李宓，途中路过姚州都督张虔陀的辖地。张虔陀居然当众非礼阁罗凤之妻，并且对阁罗凤“待之以不 礼，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答应，虔陀遣使辱骂之”（旧唐书·卷209）。这个张虔陀不但非礼人家妻子，还要东西，人家不给还派人找上门骂人家。阁罗凤好歹 也是个国王的，肯定生气，于是阁罗凤大怒，离开姚州，派部下杨罗颠到长安控诉，如果说这个时候唐朝能够秉公办理，安慰阁罗凤，事情还可以挽回。但是这边张 虔陀也派人上奏朝廷，说阁罗凤“逃亡”，密谋反叛。唐玄宗听信了杨国忠的话，命广府节度使何履光统八路兵征讨南诏。天宝战争正式爆发，杨国忠期盼已久的军 功眼看就要有了，只可惜，后来的战争跟当初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战争一开始，阁罗凤就攻破了姚州都督府杀死了张虔陀，接着攻陷了安宁，迫使何履光退兵。

第一次征南诏 鲜于仲通战败

阁 罗凤一面与唐军作战，一边向唐朝廷申诉，说明事件发生的原因，希望能够与唐停战，可是朝廷这边毫无回信，反而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征讨南诏。鲜于仲 通率唐军从曲州，靖州向洱海进发，途中阁罗凤两次派使求和，详细说明张虔陀当众凌辱南诏王妃被杀的缘由，并提出归还俘虏和占领的唐朝姚州、安宁等地谢罪。 又说现今吐蕃蠢蠢欲动，对南诏威逼利诱，现在南诏一心向唐，要是不能求和，南诏只有投降吐蕃，“云南恐非唐有”。鲜于仲通拒绝了南诏求和。南诏转而向吐蕃 求救。结果唐军大败，六万人战死，一万多人被俘，鲜于仲通“仅以身免”。这一役是唐朝西南形势的大转折，唐朝在西南百年经营功亏一篑，西南防线全线崩溃， 吐蕃和南诏的兵锋进入四川边境，威逼成都。从此南诏割据局面形成。

对于南诏来说，这一战更是具有决定意义，在此战之前，阁罗凤不断写信给鲜于仲通解释原因，说明他对战胜唐军毫无信心，但此战之后阁罗凤发现唐军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无敌，战争胜利后整个南诏国一片欢腾。而那个打了败仗的鲜于仲通，居然被杨国忠谎报为胜利，升任了京兆府尹。

苍山洱海的地形严重限制了唐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发挥

第二次征南诏 三万唐军全军覆没

既然一次不赢，唐朝就决定来第二次，但是百姓眼见前往南诏伤亡惨重，都不愿意当兵，朝廷只好大规模强征，官府分道捕人，搞得京畿重地人心惶惶，大诗人杜甫为此写了《兵车行》，描述了朝廷拉丁的惨状。

751年，唐朝再次发兵三万征南诏，这次结果是三万唐军全军覆没，连主帅都被擒了，阁罗凤亲自埋葬大唐死难将士，并写下了“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的字句，说明自己是被迫反抗，并再次写信前往长安，表示愿意求和。然而自高自大的唐朝一向视南诏为“边蛮”，对这种善意视而不见。

第三次征南诏 三军溃败 元帅沉江

754 年六月，唐朝征发战斗大军十余万，后勤辎重部队十万及数十万民夫征南诏。由剑南留后李宓等人兵分三路分头进攻 。但是这次唐军败的更惨，一路上不断遭到当地部族劫掠辎重，后勤粮道几乎断绝。唐军陷入云南雨林和瘴气之中疫死过半。习惯阵战的唐军对山林作战完全摸不着 头脑。南诏为了打败唐军，甚至利用西南瘴气将唐军引入栎树林后使唐军中毒。唐军在退兵途中又遭到南诏和吐蕃的追击，最终在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一带全军 覆没，李宓投江而亡。史载唐军“汉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败，元帅沉江”。

大唐在短短数年间三次攻南诏，战死二十余万，败的相当彻底，而 且这还是作战部队，至于和作战部队人数差不多的那些辎重部队和民夫，根本就没有统计，但是连拥有战马的士兵和主帅都被擒被杀，民工活下来的也不会多。北宋 科学家沈括曾经说过“若兴师十万，辎重三分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已用三十万人运粮。”可见在宋代，民夫的数量是士兵的四倍多，在运输技术落后的唐代。 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民夫伤亡在五十万以上！此一战唐朝元气大伤，彻底丧失了进攻南诏的能力，只好承认其自立的现实。

唐攻南诏已经尽了全 力，这场由杨国忠急于立功，边将张虔陀贪功好色，节度使鲜于仲通“性偏急，失蛮夷心”，在当地横征暴敛引起的战争终于使人们看到了盛世之下大唐的虚弱，唐 朝彻底丧失了对于各个藩镇的威信。不久，安禄山断然在范阳起兵叛乱。在云南死伤大半的朝廷无兵可用，大量强征的平民战斗力奇低无比，大唐盛世的终结已经不 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