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自夸的盛世，却是制造文字狱最多的朝代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盛世”，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等。几年前，关于康乾盛世的电视剧连续出炉，相关的历史研究也逐渐增多。历史学家王曾瑜认为，盛世大致有四条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社会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这四条标准互相关连，互为因果。后世人们羡称的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人却未曾自夸为盛世。清朝皇帝最喜自夸盛世，王春瑜先生认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幻景而已。”

按照王曾瑜先生的四条标准检验， “康乾盛世”第一条“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就不能达到。康熙亲征初期，从康熙六年消灭鳌拜集团到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前，各级地方官员 “每于正项钱粮外加征火耗。或将易知由单,不行晓示。设立名色,恣意科敛。或入私囊,或贿上官”“近见大吏削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滥行科派。脂膏竭尽,甚至逃亡。”官场腐败成风。平定三藩期间，康熙加大了税收汲取力度，贪污现象进一步扩大。在山东,“仕于朝者,大小固结,彼此援引。凡有涉于己私之事,不顾国家,往往造为议论,彼唱此和,务使有济于私而后已”。“驻防镇江、杭州、福建等处汉军官兵,皆恣意妄为,侵占廛市,擅放私债,多买人口”。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加强整顿吏治，腐败有所改观。到康熙晚年，腐败又有增长。

康熙

《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陈文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显示，山西二品大员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因受贿获罪。乾隆皇帝随后勒令彻底整顿吏治，结果山西官场大批官员落马。彻查弊案的是上任不到一年的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皇帝给他两年时间整顿。其间，他做得最多的事是弹劾属下、调整人事。一年之后，因为如数完赃，萨哈谅的命被保住。而喀尔吉善在成效未知的情况下被匆匆调离。

第二条是百姓安居乐业，这一条也未能达到。康熙年间，黄河十年九灾，黄水所到之处，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被流放东北三年的徐州籍状元李蟠,回家途中行至山东时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写了一首诗《流民叹》称： “卖儿博一饱，欲食那得食?最苦是生离，死别亦顷刻。山东礼仪乡，宁死不为贼。青齐九点烟，忽化为鬼国!”而当官的呢：“百万发金钱，千艏资稼穑。司牧者谁子?充囊营货殖!”

雍正

1747年（乾隆年间），因为民众不满差役征粮作弊，山西发生了民变。福建、山东、广东、江南均发生了抗粮案。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频发，乾隆帝大骂民众不知尊亲大义，但仍不愿面对现实。《千秋兴亡·清》（徐洪业著，长春出版社）显示，乾隆朝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碰到自然灾害就要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乾隆十一年（1746年），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当时由范县改任潍县。这一年，山东大饥，上任的路上，他见到大批的农民逃荒，饿殍遍野，死伤无数，曾写过一首《逃荒行》的诗：“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第三条，社会犯罪率低。“康乾盛世”没有做到。巫仁恕《激变良民》（北京大学出版社）显示，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湖南长沙府群众要求开仓平粜。1726年（雍正四年），福建邵武府建宁县城阻米外运平粜……据欧立德《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显示，乾隆后期纷乱四起，1774年，山东王伦发动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但由此拉开了序幕：乾隆朝后30年骚乱不止。甘肃省1778、1781/1784年爆发了起义；山东1781年爆发了起义；河南1785年爆发了起义；湖南与贵州1795年都爆发了起义。最大规模的起义有两次，一次是1788年林爽文起义，一词是1796-1804年白莲教起义。两次起义对王朝权威形成了严重挑战，清朝付出巨大代价和努力之后，才镇压了这两次起义。

乾隆

第四条，是容纳和欢迎直言，这一条“康乾盛世”更是倒施逆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远远超过历朝历代，其禁书也最为严厉。《千秋兴亡·清》显示，顺治五年（1648年）就有“毛重倬坊刻艺案”，康熙二年（1663年）又有“庄廷鑨《明史》案”，导致72人被杀，庄氏家族被发配边疆为奴，受牵连者达几百人。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显示，清代“文字狱”所导致的政治压力对各方面产生一种无所不到的毛细管作用，尤其自我禁抑的部分，其影响恐怕还超过公开禁止的部分。

而曾静案更是跨越了雍正、乾隆两朝。书生曾静应试靖州时，读到了吕留良所评点时文，其中论“夷夏之防”。于是派门人衡阳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将乃父亲遗书全交张熙。曾静见吕留良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因此与吕留良弟子严鸿逵及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来。此时，雍正帝即位不久，软禁其弟胤禩，并将其同党发遣广西。这些人路过湖南时，传播雍正阴谋夺位的流言。曾静听到后，认为清朝末运已至，于是筹划推翻清廷。1728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拥有重兵，不为朝廷信任，于是派张熙携带书信给岳钟琪，并列举雍正雍正帝罪状，劝岳钟琪反清。岳钟琪具折上奏。雍正派人拘讯了曾静。其后，雍正帝随命搜查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各家书籍，连同案内有关人员押解进京，亲自审问。

次年，雍正将与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派大员带领曾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宣讲，批驳揭露吕留良、胤禩等人言论十月，曾静、张熙被免罪释放。雍正大兴文字狱，将吕留良全部遗著焚毁，吕留良与儿子葆中及鸿逵虽死，也被戮尸枭示，吕毅中、沈在宽被斩决，族人俱诛，孙辈发往宁古塔为奴。另有黄补庵常自称吕留良私淑弟子，车鼎丰、鼎贲曾刊刻吕氏书籍，孙用克、敬舆等私人藏吕氏书，都遭株连坐罪，死者很多。1735年乾隆即位，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处死。

不难看出，王曾瑜先生对盛世所罗列的四条标准，“康乾盛世”没有一条真正达到。王先生认为，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现代中国疆域方面功不可没（今日的中国版图约只及乾隆时的四分之三），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中国与西方列强拉开差距的主要时代，大致有三。一是拉开了制度差距。二是西方学者的聪明才智用于自然科学，实现了近代科学革命，而清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反而用于故纸堆。三是西方开始工业革命，而中国仍停留在落后农业国的水平。经历康、雍、乾三代，中国在国际竞争的败势遂成定局，却并不醒悟，犹夜郎自大。其实，根据《盛世的黄昏：乾隆（1736-1757）》中所梳理出来的史事，也可以发现，“康乾盛世”，名实难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