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8月2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湖州，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当代诗人，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是民间诗歌刊物《今天》的创办者，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代表诗作有《回答》、《路歌》、《一切》、《太阳城札记》、《午夜歌手》等。

北岛：朗诵记

在小学我是靠说相声出名的，后来改行朗诵，背的是高士其的诗《时间之歌》。只记得草场尘土发扬，前有全校学生，后有老师督阵。我站在砖台上，扯起嗓子： 时间啊－－时间刷地过去了。 文化革命好象集体朗诵，由毛泽东领读，排在后面的难免跟走了样，变成反动口号。再说按中央台的发音，听起来有问题：好象全国人民一句句纠正他老人家沙哑的湘潭口音。我在学校宣传队打杂。幕后比前台有意思，象隐喻。隐喻狡猾狡猾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掌握最后的解释权。演出结束，队员赋比兴全哑了，

轮到隐喻，给他们灌硼大海。

毛有些厌世，图清净，把年轻人轰到厂矿乡下。我当上建筑工人。工地上 干活忍不住来一嗓子。晚上，我们几个同好爬到楼顶，对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诗词，背的是贺敬之的《雷峰之歌》：“人应该这样生，路应该这样行！”老师傅认为我们有病：“这帮小子，八成找不着老婆，看给急的。”

七零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颐和园后湖划船。康成站在船头背诗：“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 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 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 / 我情愿为野生的荆棘放声高歌……”这是郭路生的诗。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动了。

九年后，我见到郭路生，都说他疯了，一点儿看不出来。大概唯一的根据是，他往返于家与精神病院之间。朋友在一起，他会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给大家念首诗？”没人反对，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请提意见。”他用舌头把活动假牙安顿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谦逊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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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虽抑扬顿挫，但相当克制，和我们当年的革命读法不同。

所谓革命读法，就是把杀鸡宰羊的声音与触电的感觉混在一起。那时代的标准发音，赶上这会儿，准以为神经有毛病。看来郭路生挺正常，是我们和时代疯了。

七九年四月八日，《今天》编辑部举办朗诵会，在玉渊潭公园。我们事先向公安局申请，没答复，就算是默许了。我和芒克、老鄂去勘测地形。林中空地有个土坡，正是舞台。黄锐把床单画成抽象幕布，绷在两树之间。老鄂忙着接蓄电池、放大器和喇叭，象土法爆破。也确实是爆破，炸开个缺口：四九年来这样的朗诵会还是头一回。那天大风。听众比预计的少，有四五百人。若从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颜色：以听众为中心，灰蓝土绿；然后外国人，花里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

陈凯歌参加朗诵，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读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平平淡淡，好象自言自语。

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潮冲来涌去。

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

写政治讽刺诗的叶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欢迎。他用革命读法吼叫时，有人高呼：“叶文福万岁！”我琢磨，他若一声召唤，听众绝对会跟他上街，冲锋陷阵。回到旅馆，几个姑娘围着他团团转，捶背按摩。让我想起毛泽东晚年。有时想想只是时态问题，早年的毛泽东也是叶文福。

可惜我没这个福份，只有个小伙子缠着我。他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纠葛在一起的狂乱。他跟了我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我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他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的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带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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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年夏天，我头一回出国。规模最大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象某个异教的小小分支，不过绝无我在成都所间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带刀枪，挟诗人以自重。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分守己，必要时鼓鼓掌，绝不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对诗人，则象测谎一样，先要试音，别想吓着观众。也别想占领舞台，朗诵时间受到严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时干脆关上喇叭，让有歇斯底里的诗人变成哑巴。总之，其运作有着资本主义的精确性。

诗人多跟社会过不去，又无生存能力，免不了待业受穷有神经病嫌疑，被划入另类。不管怎么着，朗诵给诗人提供了证明自己不聋不哑、免费旅行和被世界认知的机会。

其实这类活动也随民族性格而异。巴塞罗拿诗歌节就开得不拘小节，热热闹闹，象个狂欢节，似乎主要是为了颂扬时光美酒爱情。对西班牙人来说，享受生活第一。晚上十一点活动结束，正赶上当地人的晚饭时间。诗人们来了精神，挺胸叠肚，浩浩荡荡开到港口。侍者如云，杯光烛影，有吉普赛人跳舞唱歌。几杯酒下肚，在现实世界做诗人的晦气一扫而光。

朗诵有时也得冒点儿风险。九三年春天，我参加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文学之旅，来到贝尔法斯特。那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在爆炸前十分钟通知当局，以免误伤自己人。我们下榻的欧洲旅馆，进门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一年后，我从电视看到它被炸成废墟）。女主人带我们步行去饭馆。路上，她看看表说，再过几分钟，有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刚要卧倒，见女主人谈笑风生，只好紧紧鞋带跟上。

我和翻译汪涛路过电影院，那天上演《爱国者游戏》（Patriot Game）。里面总共四五人。一开场，我俩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爱尔兰共和军的片子。在人家大本营，放这玩意儿，岂不找死？我们本能地向下出溜，象钻进战壕，只露眼睛，以防荧幕内外的炸弹爆炸。那是我有生以来看过的最惊险的电影。

朗诵会在一个小剧场。周围有手持机关枪的大兵巡逻。听众以年轻人为主，成份复杂，想必各种政治倾向的人都有。朗诵开始了，他们专心致志，似乎忘掉了身边的战争。我声音有些异样，但绝不仅仅是恐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才是重要的。

比这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九二年夏天，我和安娜参加哥本哈根诗歌节。那天大雨，我们赶到郊区，在泥泞中跋涉，终于找到那个大帐篷。这哪是什么诗歌节？在震耳欲聋的摇滚乐间歇，可怜的诗人一个个上台，耍猴般，姿势困难，模样绝望，被喧嚣所淹没。再细看，听众们喝啤酒，抽大麻，东倒西歪。我突然想到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给大众审美趣味的一记耳光”。

诗人的第六感官灵敏，能否和听众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象停车场，知道有多少两进来，停在什么位置，哪儿撞伤了，是否漏油。有时一片空荡，车全绕着弯走。

某些语言天生就是为了朗诵的。俄国诗人个个有如歌唱，即使不解其意，你也会被那声音的魔力所慑服。要说我们也有吟诗唱词的传统，可惜早已中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能想象照此传统吟唱新诗呢？那山野间的呼啸，不但吓走观众，还会招来警察或豺狼虎豹。

俄国诗人嗜酒如命。九零年鹿特丹诗歌节的焦点是俄国诗歌，请来了十几个俄国诗人。组织者吸取教训，不得不把他们旅馆房间的小酒吧关掉。那也挡不住喝。

他们聚在一起，在朗诵前已喝得差不多了。

阿赫玛杜琳娜（Bella Akhmadulina）六十年代以写情诗出名，是我当年崇拜的俄国女诗人之一。如今年老色衰。只见她摇摇晃晃上台，勉强站稳。但一开口声音非凡，整个大厅被照亮了。那瞬间，仅仅那瞬间，她召回了早年全部的爱情。

约翰·艾什伯瑞（John Ashbery）是纽约诗派的代表人物。九零年春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听他朗诵，他完全喝醉了。腿脚本来就有毛病，那天瘸得更厉害，好象在趟地雷。女主持人也跟着出了问题，她脱下高跟鞋走路。他们之间有场莫名其妙的对话－－你干嘛脱鞋？这样比较容易跟上您的诗。四年后，艾什伯瑞等着上台朗诵，有好酒招待。我提起此事，他笑了，“看来我这方面名声不好。”说完又给自己斟上一大杯。

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朗诵时象指挥，两只手忙个不停，好象听众是庞大的乐队。他又象个摘果子的，烂的扔掉，好的留下。或者相反。他身高体胖，眼镜闪闪发光，乐天达观，这到挺符合他所提倡的男权主义形象。我们在瑞典南方的马尔默参加诗歌节。朗诵结束，我带他到赌场，教他玩二十一点。他回美国来了封信：“写诗就象玩二十一点，多半只能得到十五、六点。”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把他的不少诗配上谱子，边唱，边用吉普赛人的小手风琴伴奏。他是靠朗诵起家的，没有朗诵，就没有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他是个音韵和节奏的大师。英语虽不象俄语那样富于歌唱性，但多变的节奏配上丰富的俚语土话特别适于骂人，特别是骂政府，让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出口恶气。

我和艾伦在东密西根大学同台朗诵时，能看得出来他对听众的控制。那是一种催眠术：艾伦成了上帝，满嘴脏话的愤怒的上帝。

我在鹿特丹见过一个真正的行吟诗人，来自撒哈拉沙漠。吟唱了大半辈子，在舞台上只给他二十分钟。他在休息厅席地而坐，用披风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口中念念有词，忽高忽低，估计取决于风沙的大小。他随身带个小牛皮口袋，装的不是诗，都是些咒语护符，恐怕是为了对付那个把其生命控制在二十分钟之内的魔鬼社会的。他的诗多写在沙子上，被风抹掉，留下的是声音，和风一样经久不衰。他最佩服的是中国诗人马德升，朗诵的那首由一百多个他妈的组成的诗，把巴黎给震了。

去年秋末，在巴黎。一天晚上，我们去郊区小镇的一家咖啡馆朗诵。那天下雨，听众二十来个，不少。这样的夜晚适合朗诵，酒和雨声都有催眠效果。

最后一个朗诵的是法国诗人。他叹息，窃窃私语，背景音乐断断续续－－都是金属的破碎声。他从口袋掏出个纸包，层层拨开，是一片生牛肉。我警惕起来。

他用生牛肉在脸上擦拭，转而咆哮，通过麦克风，震耳欲聋。我赶紧堵耳朵，仍能感到阵阵声浪。几个年老体弱的女人转身逃走，免得耳聋中风。他开始试着吞咽生牛肉，近乎窒息。我担心他会不会冲过来，把那块他吞不下的生牛肉硬塞进我嘴里。朗诵在声嘶力竭的吼叫中结束。他满头大汗，脸憋得象生牛肉。我拒绝和他握手。不管寓意有多深，他的声音是对他人存在的侵犯。两年前，《纽约时报》星期日副刊登了篇文章，嘲讽靠朗诵混饭的美国诗人。

想想我也在其行列。美国的大学系统与欧洲不同，设创作课，并有系列朗诵会配套成龙。诗人就象和尚，先得有个庙立足，再云游四方，一瓶一钵足矣。就我所知，游离在“庙”外的美国诗人极少。连艾伦也熬不住，被他痛恨的系统所收编。

科尔索（Gregory Corso）混进去，行为不轨，又被赶了出来。对诗人来说，死还是活，这是个问题。

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们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

The Gambler, Odilon Redon, 1879

北岛：赌博记

今年圣诞节，全家去拉斯维加斯。开车先到洛杉矶过夜。翌日晨，上山滑雪。下午，翻过洛矶山，进入茫茫沙漠。日落夜深，十五号公路上，车灯连成一线，直奔赌城。今天是圣诞节。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啊。

晚九点到拉斯维加斯。这建在人类弱点之上的城市，其辉煌，让你突然感到无力。据说张爱玲晚年曾动过念头，要搬到这儿来。我信。只要读读她的小说，很容易找到和这座城市的某种对应关系。进大门，声色犬马一齐奔来。得亏有定力，我随手喂了几收小钱，才杀开一条路。预订的房间客满。我们免费升级，升到二十七楼的豪华套房。晚饭后，妻女累了，要在卧室的旋水浴池里泡泡。我说去弄点儿零花钱，只一会儿。

我自幼好赌。父亲抽烟。我把烟盒拆开，叠成三角，勒边，向下微弓。孩子们凑在一起，先鉴定，牌子差或残破的，一律靠边站。煽三角要落点好，会用巧劲儿。我从小动作协调性差。纵身跃起，用尽吃奶的劲儿抡出，对方的纹丝不动。而人家肩膀一抖，我的三角就翻过来，归他所有。那赌博如原始交易，以物易物。我后来迷上弹球。孩子们撅著屁股，在五个小洞之间移动。我还是协调性的问题，球出手无力，没准头。高手架式就不同︰直腰，平端，单眼调线，一声脆响，我的心缩紧，球准又多了个麻坑。心狠手毒者，甚至用磁球石头球来击碎玻璃球。上中学，午休时弹球，我每次输掉一张做数学题的白纸。晚自习课，只好到处去借。困难时期，我家邻居采用粮食均分制，小京和他哥哥各分一千五百颗黄豆。哥俩弹球，小京技术差，每回输五颗。输到四十颗，快够他哥哥美餐一顿时，我们怂恿他一次赌四十再败，赌八十。不断翻倍，输到一千二百余颗，终于蒙上，他梁鱼翻身。

The Gaming Room at the Casino, Jean Georges Béraud, 1889

85年底到深圳开笔会，我头一次遭遇吃角子老虎机。没投几个就中了。铃响，叮叮当当掉出港币。同行们急红了眼，哄抢，纷纷去投。再开会，人手一个微型轮盘机。文学开始走下坡路。

86年春天，我从斯德哥尔摩乘船到赫尔辛基。轮船上到处是老虎机。我住二等舱，窗含阳光大海。我求胜心切。认准一困老虎机，先握手，再过招，可不到半个钟头，两百瑞典克郎，折合两百个肉包子，有去无回。取出晚饭钱，继续跟那吃人“老虎”算账。这回倒好，连骨头都没吐。甲板开始摇晃。我两腿发软，眼冒金花。回头是岸？突然想起还有出国兑换的三十美元。取来兑换再投︰眼睁睁，看它吞掉我最后一个攥出汗的克郎。趁没人，我狠狠揣它两脚。回舱房，窗黑，我吞下块硬币般的巧克力充饥，那是免费的。

Scene in a Gaming House, William Hogarth, 1870

在英国北部住了一年，有时去伦敦。那些老虎机店响声震天，老远让你热血沸腾，好像那是全世界金钱的漏斗。里边东方面孔多，尽是中国饭馆的打工仔。老板大厨敢下赌海，他们只能拿零钱打打水漂。

英国人把老虎机叫作“独臂贼”（one-arm thief ）。听这名字，必有杀人越货的真功夫。亏吃多了，我不敢恋战，一般在和别人约会前二十分钟去转一圈，尚有可能小赢，事关信用和友情，不得不急流勇退。和“独臂贼”搏斗，得小心里应外合。有一回，我没防身后，被双臂贼麻利地摸走了一百八十英镑。在英国认识郭氏兄弟。他俩原在国内某乐园，一个吹笙，一个吹锁呐。这两样凄厉的玩意儿，把婚丧嫁娶的复杂感情带到伦敦，可把自以为见过世面的英国人唬住了。郭氏兄弟靠街头表演为生，极受欢迎。赚的钱总得有个去处。哥俩都是赌徒。具专业知识有丰富经验持之以恒为之终身奋斗者，才能得此称号，绝非等闲之辈。

一晚，大郭在老虎机店输了百余镑。剩十便士，投，先吐两镑，再投，吐四镑、八镑。转身进赌场，在轮盘赌压红黑两色，到八十镑。于是上桌，势不可挡，到天亮赢到九千镑。说到此处，大郭目光炯炯，叹了口气，想必是转折点。早上在赌场用餐，叫出租车，先到朋友家，请他代寄两千镑回京，孝敬老母。再去电器店，买录象机，到家，洗了个热水澡，返回赌场。走背字，六千镑倒流回去。叫出租车，赶到朋友家，钱还没寄。鸣呼，两千镑没等老太太听个音，就烟消云散，当夜，九千镑全部奉还，又搭进四千镑。大郭的老婆是英国人，闹到赌场。老板无奈，只好取消了他的会员资格。

那是88年春节，我和郭氏兄弟在曼彻斯特表演，我念诗，没人在意。他们哥俩可把老华侨吹得热泪盈眶。会后，在唐人街找了家饭馆，点了几样经济实惠的小菜。酒足饭饱，大郭讲起这故事─他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说到结局，他并不服气，狠狠说︰“我他妈深知其中诀窍。只要再有一万镑，我准能捞回来。”我想这正是赌场老板乐得听见的。这种复仇心理，才是赌场致富的秘诀。

我后来去英国，打听郭氏兄弟的下落。据说还在街头表演。那凄历的中国民乐，必含有那一昼夜的悲欢，更加扑朔迷离。

Sitting up with a Sick Friend, C. M. Coolidge, 1905

说起中国人在海外赌博，那故事就多了。中国人好赌，我想这和我们民族的非理性倾向有关︰信命运不信鬼神。加上漂流在外，文化隔膜，语言不通，又不想跟自己过不去。怎么办？赌场起码人多，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没有语言与文化上的障碍，您只要一比划，谁都懂。再说赌博至少给人以希望，今儿输了还有明儿呢。撞上大运，那就是一辈子荣耀。

95年夏天，我从巴黎搭车去德国看朋友，认识了开车的小赵，一个纯朴小伙儿。他原在德国一所大学读书，觉得无聊，转到一家肉食公司的冷库打工。工资高，但德国人不乐意干，都包给第三世界的弟兄们。要说这活不难，一接提货单，立马穿棉袄进冷库，半扇猪，五只鸡，扛上就走。可千万别磨洋工，否则自己也给冻上了，得等到下班提货单才会被发现。下班没事，小赵跟著去了几趟赌场，把细节看在眼里，在冷库干活时暗自琢磨，终于悟出轮盘赌的关键所在。

我在德国那几天，他辞了冷库的差使，改去赌场上班。赌场比冷库温暖多了，不必接触动物尸体，还有人侍候。他每天回来，神彩飞扬。数完马克，跟我们一起吃晚饭。他分析当天的案例，画出曲线，总结规律，除了个别误差，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眼见著人类赌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劝他每次不要赢得太多，否则让赌场盯上，列入黑名单。

这担心是多余的。三个星期后小赵又回冷库干活，欠了一屁股债。

其实赌场是不怕你赢的。十年前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赌场，有个老头拉联网老虎机，中了三十万美元的大奖。赌场的人过来祝贺他，给他开支票。老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要支票，要继续玩下去。三天后，他不仅把三十万全部输掉，还得到一张两万多美元的税单，只好回去变卖家产，对赌场这是最有效的广告，当时就见了报。

手气这玩意儿，像命运，的确难以捉摸，连开赌场的也不得不信。玩二十一点，庄家连输几把，马上换人，其实就是换手气。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场，相生相雇。若庄家是个悍妇，横眉立目，玩牌于凶猛的股掌之中，让你先凉了半截，哪敢有求胜之心？太老的男人则有成精的嫌疑，更令人生畏。有一回我在雷诺玩二十一点。正连连得手，庄家换人，换上个老头，连眉毛都白了。论岁数，他二十年前就该退休了，必是赌场的镇山之宝，他勉强站稳，哆哆嗦嗦地发牌。我二十点，他准二十一点。我逃得慢了一步，三下五除二，桌上所有赌客的钱被一扫而光。

Card Players, Antiveduto Grammatica, 1625

欧洲的赌场，大体是节制的、半隐蔽的，甚至带贵族味道，拒绝解救平民心灵的苦闷。我92年冬天去法国南方，顺道去摩纳哥的蒙蒂卡罗，误入赌场。说误入，是指我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我受到贵宾的礼遇，有点儿受宠若惊。有将军气派的守门人开门，有白发长者领路，有小姐标准的微笑。在登记处，我缴出护照和五十法郎，被记录在案。步入宫殿式大厅，绕著高大的柱子，寻寻觅觅，除了几张轮盘赌桌，根本没有老虎机。人不多，看来都是常客，衣著讲究，细声慢语。我凑到赌桌前，想小试身手。困面上标明︰最低筹码五百法郎。而我只带三百五，连个筹码都买不起。一妇人正下注，攥著三块一百万法郎的牌子，我微微出汗，退后几步，点烟。此刻摄像机大概正对准我，电脑迅速和国际刑警局或各国银行挂钩，查找这个中国大款的有关资料。

Venetian Masks. Longhi, Pietro.18th century

美国赌场的气派完全不同。头一次去大西洋城，吓了我一跳。那阵式，像个未来世界的祭坛︰上千困老虎机电闪雷鸣，众人被施了魔法，动作僵硬，两眼发直。那是场群众性的宗教活动。我们赌累了，出来透气。只见一个巨型管道，凌空从赌场伸到海边，把沙滩上的散兵游勇，包括我们，全部吸了回去。

此刻，当我从二十七楼降到大厅，正是受到那魔法的召唤。

先换二十美元的硬币，和“独臂贼”单练。天昏地暗，约百十回合，我明显不支。一时找不到兑换的小车，我干脆把钞标直接塞进老虎机，让它自动转换。天助自助者，我终于中了，铃声大作，老虎机呕吐不止，吐出四百个。我用目光邀请周围的人来分享这份喜悦。他们反应迟钝，视而不见，最多点头而已。这些人真没见过世面。

我把硬币装进小桶，刚要收摊，裸著长腿的女郎送酒来了。付了小费，又要一瓶。这回有酒壮胆，欲罢不能。夜深了，有人梦游，多是中国人，乡音漂来浮去，时近时远。再看大厅有雾，想想不对，怕是我有些恍惚。斜对面的一个美国女人中了，她得意地转过头来。我懂，赶紧挥手致意。

凌晨六点，我塞进最后一个硬币，穿过大厅，迷了路，问服务员，才找到电梯。叮当一声，门关上，电梯上升。

转载自，《青灯》

掌故 | 北岛：青灯——献给魏斐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