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悼红狐

商王武丁时代，商王朝面对着内忧外患。内部，贞人祭司集团掌握大权，王权衰弱；外部，雅利安人系统的鬼方从多个方向朝中原内部渗透。武丁通过一系列手段，内收贞人之权，外御鬼方之侮，使商朝进入极盛。但武丁时代明显扩张的王权也为产生商纣那样的亡国暴君提供了土壤。

书接上文。上回说到，商朝盘庚王迁都于殷，而使文献湮灭不闻。安大简横空出世，竟能使楚纪其世，让殷以前诸侯可得而谱。这端得是迁殷断华夏，掘简存中国。

只是五帝为何，中国何以，我华夏圣王先哲的丰功伟绩，泽被万世，如今却成流光急景、百代过客，润物无声。这其间多少前尘往事，尚待钩沉。

《史记》记云：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

这样的景况，一直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商王朝迎来了一位不说话的主君——武丁。武丁，盘庚王之侄，小乙王之子，庙号高宗。

武丁当然不是不会说话，只是时局让他话无可说。按照《史记》的记载，当时的朝廷“政事决定于冢宰”，武丁虽贵为大王，然实则孤家寡人，“未得其佐”，言之无用。“冢宰”可是个了不得的存在，“冢宰制国用”，后来的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

武丁当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孔子曾有一番评论，“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意思是说，商汤的长孙太甲王，干涉了冢宰伊尹行政，居然被伊尹废黜而囚禁于桐宫。若说周公摄政称王，尚是后世的“其有后乎”。那伊尹所行之废立事，“始作俑者”正是本家故事，武丁如何可能不知？

《尚书·君奭》记录有一份有商一代这些呼风唤雨的“冢宰”们的名单：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

名单中依次出现的是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甘盘，这群人既能通神（“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又能执政（“乂王家”、“乂有殷”），两手抓、两手硬，对于商王而言，实实在在是柄双刃剑。不信，请看3500年后的洪秀全与杨秀清即可知一二。

但不说话的三年，武丁可一点都没闲着。三年后一张嘴，便“起傅说于版筑之间”。

有文章对这一点尤其好奇，特别梳理了商代的材料，给了一个结论，“根据现出土的甲骨文材料及其他文献资料，并没有傅说主持祭祀占卜的记载”（张筱彬《殷商时期贞人集团与王权关系之演变探究》，下引称“张文”）。

既不参与祭祀占卜，又是空降兵，武丁的用意昭然若揭。即在那些能通神的大巫宰相之外，另辟一条用人之途，毕竟“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洪范》）的决策机制终究是太掣肘了。

贞人集团对王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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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在这些冢宰周围俨然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不论在神权范畴还是王权范畴，都可以与商王分庭抗礼。这批人既是后世传统史家所称相权的代表者，也是甲骨文现世之后得以辨识出的贞人集团。

贞人即占卜之人，1929年，董作宾辨识出贞人，四年后，他进一步提出贞人集团的概念。“将见于同版、相互联系的曾在相同时期活动的贞人称为同一集团”。

贞人集团在殷商国家权力架构体系中显然享有极高的地位，不仅保有通神干政的权力，而且对商王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前述伊尹放太甲即是先例，根据文献，商汤崩逝之后，太甲即位之前，伊尹独揽大权，曾行摄政称王事。有学者根据《史记》记载推测，其间，太丁未即位即卒，外丙三年而崩，中壬四年而崩，大抵皆与伊尹不脱干系。张光直先生更是直言，太甲只是伊尹“按照王族序列无奈立之”，所以三年便被废黜。

祭司宰相伊尹

只不过这一次，故事没有按伊尹写的剧本来演出，《竹书纪年》载“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得以复位。不过观甲骨文多“求于伊尹”、“侑于伊尹”之辞，想以伊尹在后世声名之隆，太甲或不至于杀之，迫其致仕可也，且能为留用伊陟（伊尹之子，日后又是个权相）等人提供一合理解释。

刘宝才先生更是疑心，伊陟“桑谷共生于朝”事件，很可能是赵高指鹿为马的前奏。目的是为了驱逐当时的商王太戊，此说聊备一观。

其实别说商汤死后子孙飘零，就是商汤活着的时候，对于贞人集团也无可奈何。《墨子·非乐上》引“汤刑”，“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但结果如何？饶宗颐先生不无戏谑地说，“我们看殷卜辞中的舞字出现次数之多，知汤刑是无效的！”（饶宗颐《历史家对萨满主义应重新作反思与检讨》，下引称“饶文”）

贞人集团的强势绝不仅仅可以在文献上看到，甲骨文中也比比皆是。

张筱彬在文章中举了几个例子，一例说商王亲占捕获逃臣“其得佳甲乙（在甲日或乙日抓获）”（《合》641片），结果被贞人直接打脸，验辞记录为逃犯是在丁亥日抓住的，既非甲日也非乙日。还有一例说商王占卜，灾祸该在某人身上发生，可稍后贞人的验辞却公然称该人安平无恙。甚至还有贞人利用占卜来质问商王自占的占辞是否正确。此时的贞人集团耀武扬威到了极致。

商王武丁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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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写到武丁时，显得很有感触，专门写了两段。盘庚迁殷前，商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自太戊后，比九世乱，太史公光写“殷衰”就写了三次。内有贞人专权，外有诸侯虎视，成汤大业已岌岌可危。

可未承想，不过短短数十年，武丁治下的殷商竟起衰振隳。《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呈现出一派盛世光景，历史确乎在武丁一朝谋得了变局。

证诸甲骨，也颇可见痕迹。陈梦家先生曾对现存的甲骨做了一番统计，甲骨卜辞可以统计出的贞人共120位，其中武丁时期（包括自、子、午组甲骨）73人，祖庚、祖甲时期22人，廪辛、康丁时期18人，武乙时期1人，帝乙、纣王（帝辛）时期6人。

贞人集团的凭恃——神权

不但贞人录名的情况迅猛递减，自廪辛、康丁之后，大多数的甲骨更是不署贞人，前辞形式大大简化，“干支后直接是卜或贞而接命词”。

具体来看，武丁时的卜辞绝大多数都得依靠贞人占卜，甚至遇上贞问殷商王朝祸福这类的大事，商王也只能“袖手旁观”。

庚、甲时期，情形即大为不同，同样卜问殷商王朝灾祸的卜辞，已经轮不到贞人出面，而交由商王发布，如“癸未，卜，王在豊贞”（后10.9）。

到了文丁时期，卜辞的验辞干脆写作，不管殷商王朝有没有灾祸，商王您都没灾没祸。我都能想象刻下该卜辞的贞人，脸上堆积着满仓满谷的谄媚。

等到了帝乙时期，商王室连殷商王朝有没有灾祸都懒得问，所问者只剩下商王的祸福。执行该条占卜的贞人叫阿黄，卜辞写作，“癸亥，卜，黄贞，王旬亡吠。”（续6,1,5）“癸亥”是占卜的日期，“卜”表明本次占卜正式开始，“黄贞”说明此次担任占卜神职的人员叫黄，“王旬亡吠”是占卜的具体事项。

待到“我命由我不在天”的纣王时期，占卜已经完全变成了商王自导自演的娱乐项目，如这条卜辞“癸巳，王卜贞，旬亡吠。王固曰：吉。在六月甲午，彡羌甲。隹王三祀。”（续1.23.5）不但贞问者是商王自己，发布者也是商王自己，结论自然上上大吉。（张文）

随着贞人集团式微，商王室祭祀的口味也开始发生变化。武丁王之后，祀“帝”神的卜辞仅见600余条。而祀祖先的卜辞却达万条，其中典型如祭祀上甲微1100多条，祭祀成汤800余条，祭祀祖乙900余条，祭祀武丁600余条。（晁福林《先秦民俗史》）

武丁之前，商人往往以先王先公“宾于帝”，“帝”是不是至上神虽可讨论，但其具备神格，与人王所不同则显而易见。但此后，先王称帝不再是禁忌。

如武丁之子祖庚、祖甲一代二王期间卜辞，“甲戌卜，王曰，贞，勿告于帝丁，不兹。”（《粹》376页）这是把商高宗武丁大王称为“帝丁”了，而且这样的叫法并不仅见。此后历代商王，也都享受死后称“帝”的荣光。廪辛、康丁（又是个一代二王，康丁王是廪辛王的弟弟）在祭祀时，称其父祖甲王为“帝甲”。武乙王继续有样学样，称其亡考康丁王为“帝丁”。到了文丁辈儿，不但自己被加上了“文武帝”的头衔，继位的儿子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公开自命为“帝乙”。至此，“帝的称号，在殷代末年由天帝兼摄到了人王上来”（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皇天上帝这位大神彻底变成了王权的随扈。

周武王伐纣时，总攻令里指陈纣王“昏弃厥肆祀弗答”，大概因为此刻的商王室早已从贞人手上夺取了大权，对神灵不再崇敬。

不仅如此，殷商的贵族上行下效，对与帝神唱双簧的贞人也已弃之如蔽履，《尚书·微子》记载说，“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说的就是殷商贵族把奉给上帝神祇的冷猪肉，供到了自己的五脏庙中。

总而言之，这一系列的证据形成一个结论，即自武丁朝开始，经过商王室7代9王的不懈斗争，终于把原先作为方国首领的贞人集团彻底驱逐出了王朝权力的核心圈。

没有失败者会甘心沉沦。作为方国领袖的西伯侯，姬昌必然会联合其他方国首领给殷商王朝来一次总清算，让小邦周在对抗大邑商的斗争中，“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作为能够演易的大巫，占卜之术到底有多少成色，文王实在比任何人都心知肚明。相较于商室，周王室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高手。

待到鼎定中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庙堂上别开生面讲出了另一番故事。自此我华夏“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由率民事鬼一变而为文教，遂开三千年礼乐上邦气象。

颛顼也许不是五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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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华夏只是这场尧舜以来八百年间未有之大变局的硕果，“民到于今受其赐”。舍此，还可利用甲骨文材料，把这场变革的进程推考至武丁之世。

可若再往上穷溯，则殷高宗武丁年间究竟因何缘故，盘庚迁殷之先遗失的那些陈年旧档之中到底藏有何等隐奥，竟能触发此一历史之“大事因缘”。

此事本邈不可征，属于失落王朝的秘辛，但却不妨“礼失求诸野”。殷商王室的谱牒虽亡，楚国旧史却横空出世。据安大简记载，祝融使人“以火爨其穴”，季连“告曰熊”，于是以季连“名之曰穴熊，是为荆王。”那么，楚人皇祖、首任荆王季连的生活年代大约在何时呢？

推算如下，周武王受命十三年，“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利簋铭文），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算该岁约在西元前1046年。以此年为基准，六年前即文王受命七年，这一年周文王崩，“西伯盖即位五十年”。

由此上溯，文王年代大约在西元前12世纪后段。《世家》引楚武王说季连（鬻熊）为文王师，则季连寿纪当上绍至西元前12世纪前中段。彼时正是祖庚、祖甲在位的年代，而此二王是妣隹的叔伯辈。季连娶妣隹，则与祖庚、祖甲或是同辈或小一辈都有可能。

如此，则季连的父亲黎氏，即安大简所指称祝融，应是高宗武丁时人。而黎氏祖父帝颛顼，则存寿年代绝对不出盘庚之世百年间，这个结论前文也已经猜测过。总之，一番排布逆推下来，时序井然、朗若列眉，与李学勤先生的正推大致不差。（如图示）

商楚世系的交集

如此，我们便可看到一个惊绝的历史耦合，正是在殷高宗武丁时期，帝颛顼命其孙重氏、黎氏“绝地天通”，终于断绝了“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的混乱景象。而我们费尽了千辛万苦，亦终于窥得盘庚之先的一丝天机。

绝地天通的重大内涵，留待后文细说。在此之前，需得先解决一个问题，即如果上述假设不至于毫无根据，那么颛顼帝与武丁王同时存世如何可能？颛顼又如何能够听命于武丁，而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搞起宗教改革运动？

徐旭生先生曾对此大加议论：“帝颛顼这一次关于宗教的改革对将来的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实是我国古史上第二个巨大变化。”（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如此大阵仗的变化，究竟是在何种前尘因果下出现的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啻为灯下黑。因为《诗经·商颂·殷武》所歌所颂者，正是这位雄才大略的武丁人王讨伐楚人的故事。且看《诗》怎么说：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冞入其阻、裒荆之旅。

有截有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可见，武丁对荆楚的讨伐是克竟全功的，不但“奋伐”而且“有截有所”，可谓有勇有谋。结果自然也就不意外了，“冞入其阻、裒荆之旅”，荆楚只能乖乖臣服，“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彼时帝颛顼如果是荆楚集团的首领，则因此被俘而入朝为殷商的大巫，当在情理之中。因为这正是殷商王朝惯常的处理方法，有学者甚至说“这是商王朝独有的政治模式。”

有殷一代，“王与巫史既操政治的大权，又兼为占卜的主持者”（陈梦家语），而盘踞在殷商政权高位的贞人集团，与地方方国势力关系紧密。张筱彬撮要论及前辈研究，“通过对甲骨文中十二位贞人材料的全面分析，可知他们有的来自某一国族，有自己的食地与封邑，要经常向商王纳贡，率兵勤王，入朝做官担任贞人，因此卜辞中的贞人实际上是封国首领执掌占卜祭祀之官。”（张文）

这个推论一旦成立，那么颛顼之为帝，实则只是楚人自家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一旦臣服于中央政权，则自命为帝的做法就不能再延续。

另一方面，由于武丁王之后，殷商政权开始不忌讳往自己家的先王先公脑袋上戴“帝”的大帽子，也难说楚人未曾因循效仿之，顺手送给了自己的始祖颛顼一顶。楚人自武丁时顺服中央，到周桓王时熊通自称为王，其间大约600年。至楚庄王熊旅问鼎，则有700年。至楚君负亡国，则1070年。

可惜的是楚国国史《梼杌》不存于世，颛顼的这番推论大致只能归于臆测。不过，屈原是正宗的楚室苗裔，他的意见或许可听。

姜亮夫先生曾撰《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其间考校屈子诸编，其结论是，“伏羲、轩辕、颛顼、帝喾、赫胥皆是也，然楚史所传，不为虚构之辞，屈子虽言之，不以为人王。北儒五帝，楚人仅有尧、舜为人王。”未尝不能为反证矣。

“绝地天通”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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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天通”一事不但至为确凿，而且甚古，最早见于《尚书·吕刑》。《尚书》分古今文，古文后有伪书出。但《吕刑》是西周文献，又是今文篇章，在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内。从古到今，没有伪出的议论。

2015年，湖北夏家台战国楚墓曾出《吕刑》，但迄今未披露内容，详情不得而知。《尚书》后，此事复见于《国语·楚语下》。因为楚人认颛顼为其始祖，所以颛顼这次改革被顺理成章记入了《楚语》。司马迁作《史记》，又在《历书》中复述了一遍。

从改革的举动看，就是帝颛顼让他的两个孙子重氏与黎氏整顿宗教秩序，让重氏分管神治系统，黎氏分管人治系统，务必使这两个系统能够隔绝开。

所谓“绝”，就是断绝、禁绝。绝地天通，就是让鬼神事与人间事相断绝而互不通。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说辞，更为瑰丽的想象则来源自楚昭王，这位大王认为绝地天通使凡人不能拾阶而登天，果然是很烂漫。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曾记录有卫献公说的一句话，“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可见后世政府已经把国家最重要的两方面大事有意识进行了区分，行政权交由宰相而祭祀权专属于国君。但这样的常识，武丁王却无福得享，需要艰苦谋求。

从甲骨卜辞看，商王室在祖庚、祖甲时期已经逐步占据了祭祀的主导地位，并在持续削弱着贞人占卜的话语权。因此，打破贞人集团对祭祀与行政的共同垄断，应该是绝地天通改革的真正使命。

根据《国语·楚语下》，帝颛顼之所以厉行改革，主要为解决八个方面的问题。总结一下，可以概括成三类。

一类从整体出发，认为人间系统与鬼神系统混在一起（“民神杂糅”、“民渎齐盟”、“民神同位”），容易滋生出名词指称不清（“不可方物”）、祭祀威严感不足（“无有严威”）、享受放荡无度（“蒸享无度”）等问题；一类从鬼神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说民神杂糅会让鬼神以为人类轻慢于它们，并因此让好东西不降世（“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灾异不预警（“祸灾荐臻，莫尽其气”）；还有一类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考虑，认为鬼神的祭典过于普及（“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会让人民群众迷失，丧失对于真正重要事务的关注（“无有要质”），而且耗费太繁、徒耗民力（“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此外，鬼神的有些做派，被人民群众学了去（“神狎民则”），也实在不方便管理（“不蠲其为”）。应该说，这番总结相当周到，而且务实。

这其间的义理当然不是上面这寥寥几句话就能穷尽，但文不蔓枝，迳引前辈大哲的结论来综述其要义，“虽然巫觋是能沟通神人的角色；而绝地天通，记载禁止巫术的泛滥，使天与地各就其位，神、民分开，不至于混乱不清。这是‘绝地天通’一语的真正意义。《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绝地天通是对付苗民的一种手段，划清神与民的界限，可以看做古代一种宗教整肃运动，目的在消除‘家为巫史’的习俗。”（饶文）

综上，可得两条结论。其一，绝地天通乃是武丁王与帝颛顼借口对民人习俗革陈除弊而联手推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真实目的在于打击贞人集团对于国家祭祀与行政之权的垄断。自武丁后，殷商再未出现像伊尹、巫咸那样的权相，而只剩下傅说、微子这样的世俗臣子。其二，绝地天通同时消除了“家为巫史”的景象，为西周宗法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重、黎绝地天通

周人所谓宗法制，即“以长嫡子主祭，此主祭的嫡长子即祖宗一脉相承而不乱的象征，故即为其他兄弟所尊。既为其他兄弟之所尊，便须有保育其他兄弟的责任。这一套规定，即谓之宗法。”（徐复观《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可见宗法制的基础在于对家庭成员的有序安排。

夏禹王变公天下为家天下，但是家天下并非只是把王位传给儿子那样简单，父死子继只是一显征。这个制度如果仅限于此，那么就过于简陋而容易被倾覆，比如太康失国而被后羿与寒浞代之。既然是家天下，那一定是一个家，而不是一个儿子的问题，须得对家中老婆、孩子、兄弟、姐妹统筹安排。

封建宗法制妥善地布置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使之形成对于嫡长子的拱卫，在实质意义上确保王家对于国家的政治控制，这才是家天下。

宗法制的基础在于家族，形成家族的核心则在于家长的责任。而“夫人作享，家有巫史”的制度，将神直接推到个体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一切众生原子化，众生以个体身份直面神明，接受惩罚、获享荣光，这是契约式的人神关系。这样的安排，直接威胁到宗法制的家族基础。

所以，中国的路径是，面对天灾，感受到老天爷的责备，罪感的处理方式是责任式的。人群被护佑在家族之下，君主（大家长）站出来接受谴责，便与其他人无关，“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可这样思之，一个令人恐惧的结论便自然得出现在逻辑的尽头。在殷商方国秩序解体走向西周封建秩序的过程中，华夏大地上俨然存在一个异质的文化系统极为活跃，并一度与周人的宗法制度相与颉颃。这是怎么一回事，莫非绝地天通别有内情？

鬼方就是雅利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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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本文已经发掘出了若干线索。

一是殷高宗武丁年间曾经发动过一场剧烈的政治变故，此一变故为尧舜以来八百年未有之变局，经此事变，贞人集团完全陨灭于国史；

二是利用楚简，探明盘庚迁殷前后，正是帝颛顼活动的区间。此人在武丁之世，与武丁联手实施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可见打击贞人集团的斗争，不仅是单纯的政治博弈，还牵涉到了意识形态的大问题，乃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行动矩阵。

三是自武丁后，世俗王权渐为中国政治的主流，而民间意识形态也转向世俗化。

四是在殷商“比九世乱”之后，中国大地上似乎有一股异质于华夏的文化，在与商周族群争夺中国之民。

言而总之，商王与贞人一役竟冥冥中影响了中国文化命运的走向。

兹事体大，不可不慎察。我以为，要探明这个大问题，还需回到帝颛顼身上。原因有三：

一是此人主导实施了绝地天通，而其执行者正是他的两个裔孙，可见此事不得假手于外人；二是此人生存上限不限于盘庚迁殷，那么迁殷之前，中国的混乱境况他就是唯一的目睹亲历者；三是帝颛顼作为楚人的首领，而商王武丁委之以重任，此间必有非他莫属的理由。

这三条原因又可以总为一个猜测，即帝颛顼不但是这股异质文化的知情者，而且还是受害者，甚至就是亲历者，但却不是发动参与者。武丁之委重任，正是看中颛顼的这多重身份，同时，兼顾楚族的难言之隐。

全因这股祸水不在别处，正在楚室萧墙之内。不是别人，正是其孙黎氏的妻子，帝颛顼的孙媳妇女隤。

事情还得从一桩诡异的联姻说起，《大戴礼·帝系》载，“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据安大简，陆终即祝融，而祝融即黎氏。他是帝颛顼的裔孙，而他的夫人女隤出自鬼方。

王国维曾经评论，“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

鬼方是不是后世的匈奴、狄，这个姑且不论，本也是笔糊涂账。但其族活跃于西北边陲，从来没有疑义。

董作宾考察后曾说，“鬼方之见于载籍者，曰《易》曰《诗》曰《竹书纪年》。”现在的疑惑是，西北的鬼方族怎么会把妹子嫁到江汉的荆楚去？这数千里之遥的两个方国又是如何保持联络的？最要命的是，这个鬼方正是史籍中连篇累牍而不绝于书的“高宗伐鬼方”这一大事件中赫赫一方主角。

武丁时期，征伐并不鲜见。但伐鬼方，却是用兵最勤、耗费最钜、决心最大的一役。《易传》评论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惫也。”

按照由甲骨文编成的殷历谱，殷高宗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朝廷获报鬼方与土方勾结，从东西两面同时进犯（“鬼方亦牧我西啚田”）。经过九个月的动员准备，殷高宗三十年春，战争正式在内蒙、河套地区打响。

进行到夏季，战争渐趋激烈，七、八、九月，殷商军队寻到鬼方主力，伺机决战。三个月间，甲骨文中所记载的登兵记录已有七次之多，发兵合计则达到二万三千人。甚至连王后妇好，也挂帅出征，“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库》237）。

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

出土时里面有人头

聚歼鬼方主力后，商军继续对鬼方残余执行清扫行动竟达两年之久。至殷高宗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甲骨文出现鬼方册俘的记录，表明战争正式结束，前后历时三年零九个月。（李济《殷商时代的历史研究》，下引称“李文”）

李济先生对此评述道，“殷商时代的鬼方与蹂躏印度土著文化的阿里安民族以及征服两河流域的迦塞族有极相近的文化上的关联，并且有可能有些血缘关系；他们虽没有文字，却拥有很进步的战争武器，包括各种不同的青铜长兵和短兵，并具有驾车马的本领。他们的经济以畜牧为主体，所以他们逐水草而居，有极大的流动性。”（李文）

文中所说阿里安即雅利安，雅利安本不指称族群，但印度贵族及伊朗高原诸族历史上存在一个共祖，故后世将其冠在种群之前充当名称。

在《关于殷商人的体质人类学的评述》一文中，李济先生根据杨希枚对安阳出土头骨的科学研究，发现侯家庄出土的人类颅骨中存在类高加索人种的头骨，为此推论增添了一些佐证,并进而揭示出此一役的重大意义：

“在这一时代，中国民族在西北边疆打了一次勇敢的、胜利的自卫战；把一强大的敌人不但打败了，并且打服了。这一战奠定了殷商时代二百年的文化生活，为东亚一带及太平洋区域的全境建立了一伟大文明的新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后起的周代，更发挥了形成时代的中国民族之建设精神，为人类创造了人本主义的人文社会一系列最早的模式。”（李文）

《汉书》评论高宗肜日说，“内举傅说，授以国政，外伐鬼方，以安诸夏”。有意无心之间，道出了武丁铁腕谋国的雄主作派。

鬼方一西陲部落，竟然能够远嫁妇女至“居国南乡”的荆楚，其处心积虑，实在令人思之悚然。而“九黎乱德，民神杂糅”的混乱图景之所以会现世人间，恐怕也是鬼方数代经营之功。

倘使李济先生推测确当，鬼方与雅利安人或迦塞族“极相近”。那么，与商周族群暗流角力而争夺东亚人民者，竟是雅利安、闪米特之异种，亚伯拉罕之余绪，这不由得不让人感到万分的惊诧怖惧。谁能想到，远在3300年前，华夏各族竟然险些像印度一样被雅利安人征服。

事实已如此骇人听闻，那何妨再作臆测。帝颛顼受托革新，当头要处理的就是家中这位鬼方族的孙媳妇。女隤操行如何虽于史无征，但敢远嫁千里，未必不是奇女子。鬼方浸侵中夏，使家有巫史，其逆流之势眼见坐大，女隤恐厥有隐功。

楚室自迎新妇，是福是祸，冷暖当自知。而殷商朝政操于贞人集团之手，率民事鬼，与鬼方有多少同声相应则不得而知。

国家比九世乱，都城五迁、国人受殃的混乱不堪，帝颛顼又是亲睹亲历之人。因此，不管是出于文化自觉、传统惯性，还是人性本能的抵抗。于情于理、于国于家，帝颛顼都有拨乱反正的冲动与诉求。

此时，武丁王的信任及对楚族情面的照拂，足以让年迈的颛顼大承知遇。故在改革开始之后，命黎氏专治人间事以清理门户，既承了商王的情，又掩了自家的丑，还忠了国家之事。而重孙季连则选择了盘庚的孙女、武丁王的侄女妣隹婚配，这既是商王室与楚室结下的革命友谊的延续，也是楚族政治站队的最终结果。

由此可以想见，武丁即位后，面临的局势必定极端复杂。贞人集团操持权柄；群臣百吏未得其佐；外朝诸侯咸莫来朝；国人百姓不蠲其为；更有域外鬼方所图甚深，与方国联姻通盟，或有与贞人集团之辈酬酢唱和则更不堪细想。

在这种情况下，雅利安、闪米特之属犯境，他们“割裂代际、泛化罪感、认主独一、攻乎异端”的族群观与宗教观亦必然对武丁王形成极为猛烈的精神冲击，长此以往，移风易俗不是危言耸听。

此时的商王武丁唯有高扬起祖宗宗族的精神以抗衡，告庙贞卜时，所告先公远及王亥、上甲、示壬，先王则自成汤以下灵位，更是大半都接受过伐鬼方的上告。全因他面对的敌人，不只是有形的敌人，更已是无形之敌。不仅杀身，更要诛心。无怪乎高宗具龙象力、发大誓愿而行霹雳法，对鬼方犁庭扫穴、赶尽杀绝。而攘外安内原是一体，眼下这内外交困的局面，怕是“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所幸中国诚为“皇天眷佑”（《尚书》语），鬼方欲图谋之，盘庚王便终结了“比九世乱”的动荡，毅然迁都。而武丁为雄主，傅说、妇好、颛顼辅佐之。山戎欲图谋之，而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乌桓欲图谋之，而曹操官渡得以毕其功于一役、“鞭挞宇内”。氐人欲谋之，而谢安才兼文武，志存匡济，“勍寇望之而土崩”。

经此一役，殷道得以重光，华夏危然高峙。可惜战后，王后妇好受战伤累及，死于分娩，不得入兆域；而帝颛顼隐于甲骨间，千载不为后世所识。倒是“小邦周”自此定下了“贬戎狄之俗”的国策，得以在200年后顺利翦商，让人长太息而意难平。

各位看官，这一回说的是武丁王澄清宇内、帝颛顼绝地天通，八百年现未有变局、三千载开礼乐华夏。正是：

百代皆行殷制度 一王而为天下法。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018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