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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出生，同住一条街，先后受到皇帝恩宠、公主倾爱。李白和孟浩然是挚友，孟浩然与王维书信往来，而李白与王维却毫无交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

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来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漂”那样，王维离开河南淇水，舍掉小差使，来到都城长安，开始前途未卜的“长漂”生活。

那时的唐朝，尚无专事捧场的评论家，尚无只要给钱就抬轿子的吹鼓手，尚无狗屁不是就敢信口雌黄的牛皮匠，尚无臭虫、蟑螂、蚊子、小咬之类以叮人为业的文学小虫子。因之，读者的胃口，还没有不辨薰莸，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

自古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政治资本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三年后，娶了过气高门——故相许圉师孙女的李白，靠着妻子娘家的鼎助，打通了与时任右丞相的张说的关系，也来到长安打拼天下。

这是李白第一次到长安，王维却已是第三度来长安，虽然两人都想因文学上的成功，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两人心境却不尽相同。

乘兴而来，一路风光，志在必得的李白开始了王婆卖瓜式的“自我炒作”——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

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将别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镇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这位高手做得出来。然而安州裴长史也好，荆州韩朝宗也好，能帮李白什么忙？这些官场人物，不过是政客而已，因为喜欢舞文弄墨，傍几个诗人作家，作风雅状，装门面而已。

不同于李白的自我感觉异常良好，王维则一再受挫，跌跌绊绊，吃过苦头，心有余悸。巴结多年后，终于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按照现在的官阶，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但是，不同于李白是个外来户，王维具有住地户的优势。

正如今天的“北漂”一族，只能有临时居住证而无北京户口一样，王维口袋里有李白所没有的一纸长安市民文书。这纸文书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体现出王维在首都的根基、人脉、资源，李白在这方面只能瞠乎其后。

名下没有邸宅的李白倘非住在旅店，就是寄寓崇仁坊、平康坊的各地进奏院，相当于今天的外省市驻京办，巧的是他的住所与王维、王缙所居的道政坊只有一街之隔，相距不远。然而拈香礼佛的王维与寻花问柳的李白在历史上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李白与王维所选择的干谒路径虽殊途却同归，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赏识，只要她首肯谁，谁就会一跃龙门，平地青云。然而当李白还在期盼见到公主倩影之时，这位很大程度上替她弟弟照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务，负有发现人才、培养重点作家的使命的李隆基的九姐，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王维的琵琶独奏，并大加赏识呢！

虽然王维一生以此为耻，靠卖艺求荣，苟且仕进，但他从此春风得意；而李白尽管身孤心冷，可始终没得到公主的芳心，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归。这可能就是两位顶级大师隔阂的肇始缘由。对雄性动物来讲，再没有比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更为刻骨铭心，更为饮恨终生的痛苦了。

李白和王维二人“长漂”期间的毫无交往成了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谜，但人生在世，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像一杯温吞水，过一辈子，“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是一种活法；同样，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忽而腾升，忽而倾覆，忽而危殆，忽而逃生，惊涛骇浪一辈子，也未尝不是一种活法。李白与王维，就是循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而无法相交的星系。若是，只有一颗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许一颗星星在发光的文坛，那该多么寂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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