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这种“局外中立”政策，是在当时控制着新式陆军的袁世凯的极力主张下制定的。袁世凯的理由是：清政府练兵和改变财力窘迫的状况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因此不能轻易引火上身，只能“谨守局外”，“以为韬晦之计”。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也不是主权和战区民众的生命财产，而是“东三省系祖宗陵寝所在，关系甚大”，所以在得到袁世凯的死党庆亲王奕劻“陵寝当可无虞”的肯定答复后，慈禧也就欣然准奏了。

清廷决定“韬晦”“中立”，虽然做到了“笃邦交而维大局”，却使作为主战场的东北地区蒙受了空前的浩劫。日、俄两军在建筑炮台、挖掘战壕时，拆毁民房、砍伐树木、驱使民工，无一不使东北民众遭难。清廷战后统计，东北人民死于战火的有两万多人，超过日、俄两军死亡人数的总和，财产损失折银6900万两。年轻的鲁迅也是在看了日军处决为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的幻灯片后，大受刺激，愤而决定弃医从文的。

当时一个最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中国的原子弹响了之后美国的反应。约翰逊总统看了报告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美国不能再沉默，我认为应该把第七舰队调往南中国海，向中国人表明美国的态度。”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则轻轻地反问了一句：“总统先生，您是想证明美国强大呢，还是想证明心虚呢？”

随后，约翰逊在发表全国电视广播讲话时态度温和多了。他说，中国用来制造核武器的资源“本来可以用来改善中国人民福利的”，因此“这是一个悲剧”，“只会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他还忽然变成了一个环保主义者，说“我们同全人类一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试验使大气遭到污染感到遗憾”，他好像忘了此前美国已经进行过几百次核试验了。

在关系国家安危的大局面前，忍辱、退让只能带来惨重的代价，勇往直前才是最好的选择。“邦交”只是自欺欺人的借口，对虎视眈眈的敌人，有什么友好可谈？清朝统治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注定了其必然灭亡。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最荒诞不经的一点是：双方是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的，而中国却是“中立国”。在日俄宣战三天后，慈禧太后颁发了一道堪称千古奇闻的谕旨，晓谕各省督抚军人不得干预战争，“以笃邦交而维大局”。 历史的另一个相似的瞬间，发生在1964年。那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已万事俱备。但当时对于是不是立即试爆，决策层有分歧。负责“两弹”工程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反复研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一个是“晚试”。“晚试”的目的就是要韬光养晦，避开锋芒，先抓紧三线建设。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位无所畏惧的历史伟人权衡再三，一锤定音：“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要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要早响。” 清廷和袁世凯的“韬晦”“中立”政策，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为练兵和改变财力窘迫的状况赢得时间，反而使清政府大失人心，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仅仅六年就灭亡了。而毛泽东“吓人”之后，虽然一时使中国显得“锋芒毕露”，但并没有“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相反，从那以后，中国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基本上一劳永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