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编剧别出心裁，一改司马懿之阴狠残忍的历史面目，塑造了一个不失温情的好男人形象。

不过，翻看史书，“三马同槽”的三只马，其实怎么洗白，也算不上“好人”，中性一点，可称其枭雄也。当然，政治人物用狭隘的道德去定义好坏，经常是难以得出结论的一件事，尤其大权在握而不受约束的人士，他们的基本人性虽与普通人无异，但他们的欲望，好的，坏的，都会得到无限的放大或扭曲，仅从道德上而评判，所谓“好人”“坏人”，端看你从哪一角度去分析罢了。

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嫡长子司马炎，是晋朝名义上的开国皇帝，在位36年，与他那喜用高压摧残士人的父、祖不同，史书记载他“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唐代名相房玄龄语）。

可以说，在古代的不少评论家眼里，这位开创了“太康之治”的晋世祖武皇帝，是掌权的司马氏中少见的好人。

对当时的许多老百姓而言，多次宣布免除徭役的晋武帝，在一定阶段也不失为一位好君王，尤其太康年间，百姓有“天下无穷人”的民谚，时论甚至以晋武帝比之汉文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晋武帝在位时颁布的《泰始律》，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晋武帝一朝，名臣贤士，亦颇不乏人。如名臣杜预，后世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其中就包括杜预；又如文学之士左思、陆机、潘岳等人，皆为中华文化史上较为出色的人物。

但盛世的虚名之下，危机亦若隐若现。

首先，“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北宋苏辙评价）

其次，晋武帝早年虽倡导节俭之风，要求百官廉洁，但灭吴之后，逐渐奢靡无度，在后宫有“羊车望幸”之讥，在朝廷有卖官鬻爵之弊。有一次司马炎问司隶校尉刘毅：“卿以朕方汉何帝也？”刘毅答曰：“可方桓灵。”晋武帝很不高兴：“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刘毅颜色不变，答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武帝闻言，强做欢笑壮，辩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这则故事虽然一方面却也印证了晋武帝颇有容人之量，更透露出其政治能力的平庸和未能“闻过即改”。“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晋武帝时期虽称盛世，但积弊既多，于是“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其去明主，不亦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