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物之初，男女穴居野处，过的是群婚杂交生活，生育处于无序状态。器《后汉书・郡国志》统计：夏禹时代（约公元前205一前2198年）人口为1350万入至西周成王时代（约公元前1115一前1079），人口为1371万人，一千多年时间只增长了21万人。其间，除去生活水平低下、医疗条件简陋等项因素以外，愚味落后的生育方式，也是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夏禹

当然，那时不可能有明确的优生优育思想，更谈不上计划生育，可贵的是大教育家孔子已经注意到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他坚持“礼不娶同姓”的主张，防止近亲结婚，并认为婚嫁不能过早，强调“男子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是适宜的结婚年龄。越王勾践也很重视提高人口素质，为了征求强壮之兵，他提倡适时婚嫁，同时又严格规定：壮年男子不得娶老妇为妻，壮妇不得嫁与老年男子。以利于生育健壮的孩子。可悲的是，整个封建社会，很少有人认识到优生优育的重要，尤其是在以男性为主的宗族社会里，婚姻和生育主要是为了给某个男性家族传宗接代，而真正的“传代”是必须生出儿子，一个女人如果生不出儿子，似乎就不是合格的女人。汉武帝的陈皇后贵为国母，可情肚皮不争气，不得不花费9000万钱医治不孕之症；成帝的皇后赵飞色艺超群，怎奈生儿子的速度太慢，只好与年轻男子乱搞来解决问题。

孔子

古代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孩子多了并非好事。可惜由于天灾人祸，战乱频仍，统治者虑及壮丁不够，对于生育大都放任不管，或者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唐代初年，全国人口有440多万人，比韩非时期翻了一番还多。唐贞观三年（公元629），一次从塞外归来120万人。第二年，大将军李靖征伐突厥，又俘获男子10多万人。唐太宗高兴得手舞足蹈，认为是百业兴旺的标志，为此而重赏了李靖。而出家为僧的诗人王梵志却感到了“僧多粥少”的危机，他在《云溪友议》诗中呼呼：“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省得分田宅，无人横煎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只生一个孩子的人。

王梵志

然而，由于认识能力有限，古人们始终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避孕方法。隋炀帝时期，太医博士巢元方在《巢氏病源》中提出了人工流产的主张，由于缺乏安全可靠的方法，加上迷信思想作怪，仍然难以付诸实施。到了宋代，医学上有了相当独立的产科和小儿科，撰写出版了《妇人大全良方》等医学书籍，系统地提出了不宜早婚、婚前检查、房事有节、胎养胎教等正确观点，同时提出了适时验胎和宜下劣胎等具体方法。比如以“川葛以末，空心浓煎”，倘若月经未行，腹内微动，则证明已经怀孕，如果不想生下这个孩子，可以及早采取坠胎措施。当时，在医药界明确了60种孕期禁用慎用的药品，防止伤胎或者早产，做到优生优育，同时，也开列出了大戦、巴豆、降香、芜花等动植物药品，帮助妇女流产或者打掉劣胎。

巢元方

在节育方面，古人很早就发现夫妻房事日期，对于是否怀孕有直接影响。元朝末年，孔行素在《至正直记》中明确提到了安全期避孕问题，他说：“或惧孕育之繁者夫妇之道也有术，盖以日计之也。”可是那时绝大多数人很难确知这种安全期，还是无法实施有效避孕。明代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在《太平广记・钞》的眉批中提出了这样的设想：“不若生一男一女，水无增减，可以长久。若二男二女，每增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

冯梦龙

冯梦龙的主张的确不错，可惜他只是一位退休县令，人微言轻，没人拿他的意见当回事儿。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按照人口数量缴纳赋税，从客观上限制了人口的增长速度。清代自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起，改革赋税制度，规定从此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上台以后，进一步推行“摊丁入地”政策，人口增殖如脱缰野马狂奔起来。乾隆皇帝下台之前，全国人口已经突破3亿大关，较康熙时期增长15倍还多。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如焚，人口思想家洪亮吉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写出《治平篇》和《生计篇》，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著名史学家赵翼以《米贵》为题，一口气写了八首“人口诗”，反复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先要控制人口增长。明确提出在和平时期，一定要实行晚婚晚育。但是，当时的统治者痴迷于“持泰保盈”的治国策略，没有把事关大局的人口问题摆上应有的位置，再加上生育方面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作祟，使我国的人口一直有增无减，直到今天，才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回看历史上人口增长的轨迹，对于今天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仍有一定借鉴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