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多有史家认为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一个被有意浮夸和虚构的“盛世假象。关于康乾盛世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宣布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帝也宣称“方今国家全盛，府库充盈”。当时官员使用“盛世”一词也较多，“盛世”，“全盛”等词汇经常在清朝臣民之口出现。“康乾盛世”的这种历史记忆便逐渐成形，也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其实被后世广泛赞颂的“康乾之治”，实际上已经深埋下清朝走向衰落的种子。

政治上，康乾之时政治腐败愈演愈烈。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康熙时代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吏治尚好，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爱著称，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雍正即位后加大反腐力度并采取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吏治有所好转，但贪污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了乾隆时期，吏治渐致大坏，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个和珅的家产竟能达到8亿两白银，可见腐败之烈，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文字狱也是愈演愈烈；六次下江南所至铺张过盛，扰民有余，连年的征战致使国库严重损耗；闭关锁国政策使得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失去土地，乾隆晚期到嘉庆时陆续爆发民变，清朝国力日渐衰落。

当时欧美国家纷纷走上民主政体，消除专制制度时，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18世纪，中国的君主制度发展达到顶峰，过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康雍乾的政治制度不合历史潮流，大开倒车。

经济上，国家虽大而不强。康乾时期的经济规模确实比西方英国要大得多，但在经济质量和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则远不及英国。当时清朝统治者采取了落后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朝廷不但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而且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而中国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商业贸易。清帝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清朝时期的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康乾时期，虽然曾大规模蠲免钱粮，但清朝治下的多数人民群众依然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尤其是清朝入关后所采取的“圈地为奴”政策和“沿海迁界”之政，更使中国京畿重地和沿海富庶地区无端出现了大量流民和灾民。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井离乡。沿海迁界，仅仅为了让盘踞台湾的郑氏集团得不到大陆的物资，清政府即强制沿海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所有居民迁移，而且，清政府的沿海迁界实质上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到了乾隆主政时期，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清国与世界脱轨。

清朝粮食产量虽然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之多，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访问时，他们看到的却是触目惊心的贫困。中国人一见使团丢掉一些死猪死鸡，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英国人的弃物。而接到使团的残羹剩饭，对他们用过的茶叶，中国人总是贪婪地争抢，都要千恩万谢，然后煮水泡着喝。

军事上，国内统一展示了清政府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在国内和平的情况下，清政府军队逐渐腐败，军纪废弛，装备落后，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较多、国土面积最辽阔的国家了，可就是如此体量的大国，清廷在历史上几次对尼泊尔、缅甸、越南几个小国的战争，却是屡吃败仗。而且与西方国家相比，清朝军事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了。康乾盛世不过是因为这段时期很幸运，没有遭受到较强的外敌入侵。英使团马戛尔尼来到当时的清朝，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可马戛尔尼却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矛、剑之类的冷兵器。因此，英国人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

思想上，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清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但为了巩固统治，康乾时期的统治者，采取文字狱的方式，残害大量文人学士，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考据。禁锢思想，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

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在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铜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还有英国最新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这些最先进的科技产品，然而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皇帝和大臣们对这些近代科技反应冷淡，只是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需与西方互通有无，可见其思想的固化。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其实康乾时期中国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明代徐光启大力推广美洲作物番薯，使中国的国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民，而且大大延长了中国人的寿命。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一时期，大可称之为“番薯盛世”，其本质仍为明朝时期中国和世界经济深入交流之历史遗产，与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对外闭关锁国的康乾二帝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