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呼声已经持续了20年,但至今尚未能严格、系统地建立这项制度。在我国古代，官员的财产公开也未形成制度化，不过，古代官员中有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过公开自己的财产。

汉朝的税制中，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财产税,按家庭财产比例交钱。所以，汉朝官、民，每年都要向政府申报家庭财产。

对想当官的人，申报家庭财产意义重大。因为汉朝没有科举制度，不靠考试当官。年轻人想要进公务员队伍，最重要的是看家产。汉初继承秦朝制度，家庭财产在十万钱以上的，才有当基层小官的资格。

有钱才能当官，现在看来不公平，但那时的人都理解，因为有钱的人缴税多。十万钱家产，是进公务员的基本线，也是家庭财产税的起征点，超出这个线的，每一万钱就要缴纳一份人头税。

从出土的汉简档案里，可以看到那时财产申报的详细记录。比如，西北边疆一位叫礼忠的户主，他某年的财产清单是：住宅一座，值一万钱；马车一辆，值一万钱；马五匹，值二万钱；牛车两辆,值四千钱；牛二头，值六千钱；耕地五百亩，值五万钱；小家奴两人，值三万钱；成年奴婢一人，值二万钱。共计值十五万钱，是家道殷实的中上等人家。

财产申报制度很详细，执行环节是关键。汉武帝时严刑峻法，没人敢隐瞒财产，因为武帝鼓励民间检举，谁告发藏匿家产的，查出来就赏一半给他。汉武帝死后，告发制度被废除，当权者们的家产于是迅速增长。

西汉时期的东方朔刚参加工作时，曾经写文章自嘲：“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一囊粟，是指一袋没有脱壳的小米；钱二百四十，是指二百四十枚三铢钱，折合成人民币大概价值300元。这些就是东方朔刚参加工作时一个月的所有薪水，就凭这么一点薪水，当然连讨老婆都是问题。好在东方朔善于讲笑话，能从汉武帝那里隔三差五地弄些赏赐，这才解决了他成家立业的问题。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在著名的《自表后主》中写道：“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这实际上就是诸葛亮为官以来的个人财产清单。

在这份清单中，诸葛亮个人财产的部分是“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同时，诸葛亮清楚地表明他无论是出将还是入相，其收入完全来自朝廷俸禄，自己没有其他赚钱的门路，至于家人们，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度日。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多次晒出自己的薪俸。公元803年，32岁的白居易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他在诗中写道：“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刚参加工作就有这么高的工资，自然是春风得意。

公元809年，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时，是“月惭谏纸二百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每年的俸钱是三十万，相当可观。公元835年，白居易升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此时是“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官越当越滋润，家底也越来越丰厚。

步入古稀之年后，白居易又开拟了一份遗嘱性质的文书，“起来与尔画生计，薄产处置有后先。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半与尔充衣食费，半与吾供酒肉钱。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

西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张汤，主张严刑峻法,被后人视为酷吏，后遭人陷害，被逼自杀。张汤虽然为官严酷，但其一生清廉俭朴。张汤死后，其个人财产被公示，人们惊异地发现,其家产还不到五百金，所得财产皆来自俸禄和皇帝的赏赐，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产业。当时，张汤的兄弟子侄们准备厚葬张汤，张母言道：“张汤是天子的大臣，反被恶言污蔑至死，厚葬还有什么意义!”于是用牛车装载着张汤的遗体下葬，而且只有棺木没有外椁。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对张汤的死十分惋惜。

东汉后期，羊续历任中央、地方重要官员，他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年仅48岁便病逝在任上。羊续的身后财产比起张汤来，更是少得可怜。他的所有物品只有布衣服、破旧的袍子、数斛盐和麦子而已。

唐代玄宗初年的宰相卢怀慎，为官廉洁,不治产业，他病逝后的财产清单中没有留下任何积蓄，家人们连丧事都无力承办。

在古代，类似上述这样死后家无余财和田宅，甚至无处下葬的清官还有很多。但历史上的贪官也有很多，明朝的严嵩便是一例。朝廷对于严嵩家的抄家工作前后持续了20余年。严嵩在被抄家后，其部分家产被整理成册，取名《天水冰山录》公之于世。在这部财产清单中，仅是登录的财产字数就有6万多字。其中，有金13171.65两，净银2013478.9两，各式金银器皿、玉器、首饰、家具和珍贵字画、珍贵书籍数千件，房屋宅基地57所……

《天水冰山录》的书名取“太阳一出冰山落”之意，正可作为后世贪官之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