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间到底有没有道理可讲？答案是两元化的：行动上不讲道理，但口头上一定得讲道理，让人觉得被打击对象是个人神共愤的混蛋，不打都对不起全世界善良的人民。

这就是战时外交辞令。

写外交辞令不是愤怒谴责一下就可以敷衍的官样文章，它包含着对国际间关系洞若观火的了解，对交战双方军民心理丝丝入扣的把握，还要有高超的文学手段，用最恰当的辞藻、句式抹黑对手，同时自己装无辜，可谓集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心理学和文学于一体。

外交辞令似乎没有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而进展，近2600年前的一纸外交辞令，至今仍让人难以望其项背。且翻开《吕相绝秦》来看看——

公元前578年的夏天，农历4月5日，晋国外交官吕相来到了秦国国都，代表本国领导人晋厉公，向秦国领导人秦桓公递交了一份文书。

在外交文书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组合军事集团。以晋厉公为统帅，包括齐、宋、卫、鲁、郑、曹、邾、滕在内的多国部队，正在秦的边境地区——麻隧，大规模集结，战车已经排列成最佳的进攻阵势。不过，春秋时代是个讲究风度的时代，不像后人干事那么赤裸裸，而国际纷争的风度全在那一纸外交辞令上，外交辞令漂亮了，能为军事行动增色不少。

外交官吕相交上去的那份外交文书，那是写得相当地漂亮，能很有文采地抹黑对手，将对手塑造成“无赖国家”，同时把自己塑造得好傻好天真。以下则以晋国的语气将外交宣战书再演绎一遍。

回顾友好交往将自己的白眼狼历史轻轻抹去

“回顾过去，秦晋两国有着相当长的蜜月期，两位前国家领导人晋献公与秦穆公，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关系，两国人民齐心协力，坚守盟约，我们不仅是兄弟之邦，也是婚姻之邦，贵国是敝国的女婿，敝国也是贵国的女婿，两国努力缔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其间，我国总统晋献公不幸逝世，国内局势发生了微小的波折，两位继承人重耳和夷吾均流亡海外。贵国领导人秦穆公本着秦晋友好的原则，为稳定我国国内局势，将夷吾送回我国继承领导人职位。然而，秦穆公先生又不能始终贯彻秦晋友好的原则，好事不能做到底，不能为两国友好建立更大的功勋（又不能成大勋），于是有了韩原战役这样不愉快的军事摩擦（而为韩之师），之后，秦穆公先生为自己的鲁莽而后悔（悔于厥心），知错就改，将重耳先生送回我国继承大位，稳定了局势。秦晋两国的交往回到了正常的轨道。”（来源：历史春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