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烟细绾诸天座，户磬清流万壑音。

禅杖堪消烦脑障，僧床顿佶菩提心。

逢人漫话西归事，只履遗踪未易寻。”

​

相传南北朝时期，西天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大师受本师般若多罗尊者的指点，于公元526年泛海东渡从广东登陆传法。后被南朝梁武帝萧衍接至金陵（今南京）。菩提达摩在与这位曾六度出家、度众无数的“菩萨皇帝”交谈中，因对佛法认识有异互不相投，遂不辞而别，一苇渡江至北魏。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学人，首传大乘禅宗与慧可。

公元536年，菩提达摩已经来中国十年有余，在完成了佛法大乘在中国的首传之后，菩提达摩大师西行游化至河洛一带，圆寂后葬于三门峡市陕州区熊耳山定林寺也就是今天的空相寺内。世人“高崇纪念”，就连当初与其“语不契”的梁武帝也在其圆寂后，亲自题写碑文以示尊敬。这通碑题为《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的碑刻，碑文气势如虹文笔华丽，对达摩祖师做了高度的赞颂。

​

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

梁武帝撰

我闻。沧海之内。有骊龙珠白毫色。天莫见人不识。我大师得之矣。大师讳达摩。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详其姓氏。大师以精灵为骨。阴阳为器。性则天假。智乃神与。含海岳之秀。抱凌云之气。类邬陁身子之聪辩。若昙摩弗利之博闻。总三藏于心河。蕴五乘于口海。为玉氎久灰。金言未普。誓传师化。天竺东来。杖锡于秦。说无说法。如闇室之阳炬。若明月之开云。声振华夏。道迈今古。帝后闻名。钦若昊天。于是跃鳞惠海。振羽禅河。法梁大横。佛日高照。尔其育物也。澍无雨雨，洒润身田。说无法法。证开明理。指一言以直说。即心是佛。绝万缘以泯相。身离众生。实哉空哉。凡哉圣哉。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有而不有。无而不无。智通无碍。神行莫测。大之则无外。小之则无内。积之于无。成之于有。我真教尔乎。于时奔如云。学如雨。果而少花而多。其得意者惟可禅师矣。大师乃舒容叹曰。我心将异。大教以行。一真之法尽可有矣。命之以执手。付之以传灯。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来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呜呼。大师可谓寿逾天地。化齐日月。使长流法海。洗迷冥而不竭。永注禅河。涤樊笼而无尽。岂谓积善不佑。皇天何辜。月暗禅庭。风迷觉路。法梁摧拆。惠水潜流。夜壑藏舟。潮波汩起。何图不天。俄然往矣。神色无异。颜貌如常。其时也地无变白。天色苍茫。野兽鸣庭。甘泉顿竭。呜呼。无为将来。有为将去。道寄兹行。示现生灭。以梁大同二年十二月五日终于洛州禹门。未测其报龄也。遂营葬于熊耳吴坂矣。于是门人悲感。号动天地。泣流遍体。伤割五情。如丧考焉。如丧妣焉。生徒眼闭。伤如之何。嗟呼。法身匪一。示现无方。骸葬兹坟。形游西域。亦为来而不来。去而不去也。非圣智者。焉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统大业。上亏阴阳之化。下阙黎庶之欢。夕惕勤勤。旰不暇食。万机之内，留心释门。虽无九年之储。以积群生之福。缅寻法意。恒寄兹门。安而作之。精矣。妙矣。传之耳目。乃大师之苗裔也。嗟呼。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虽一介凡夫。敢以师之。于后未获现生之得。冀有当来之因。不以刻石铭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变地化。将大教之不闻。或建鸿碑。以示来见。乃作颂曰。

楞伽山顶生宝月中有金人披缕褐

形同大地体如空心如琉璃色如雪

匪磨匪莹恒净明披云卷雾心且彻

芬陀利花之严身随缘触物常欢悦

不有不无非去来多闻辩才无法说

实哉空哉离生死大之小之众缘绝

刹那而登妙觉心跃鳞惠海超先哲

理应法水永长流何期暂涌还暂竭

骊龙珠内落心灯白毫惠刃当锋缺

生徒忽焉慈眼闭禅河驻流法梁折

无去无来无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

住焉去焉皆归寂寂理何曾存哽咽

命之执手以传灯生死去来如电掣

有能志诚心不疑劫火焚烧斯不灭

一真之法尽可有未悟迷途兹是谒

梁大同二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御制

发心弟子洪远施石并合山同立

菩提达摩碑文署名为梁武帝撰述，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陆续在河北磁县的二祖山元符寺、河南登封少林寺和三门峡市陕州区熊耳山空相寺等处都有同类碑文内容的发现，这几块碑除个别字句有细微差异之外，内容基本一致。达摩碑文文笔优美，思想精微，对达摩的禅法和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颂，对于达摩的去世以及埋葬之处等所记甚详，是一篇比较有价值的禅宗佛学文献。

​

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熊耳山空相寺的达摩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西李村乡境内。俗称西山寺又称熊耳山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历58年-75年）。是中国建造较早的寺院之一。该寺是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圆寂和埋葬之地，现存有达摩陵、达摩塔、达摩颂碑和达摩像碑等珍贵文物古迹。

令人称疑的是，关于熊耳山的达摩碑所立时间，清瘦客并未查阅到有关确凿的文志史料记载。根据达摩碑文的记载，达摩是在梁大同二年（536）十二月五日去世，熊耳山是达摩去世后埋葬之处，熊耳山达摩碑文落款是： “梁大同二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发心弟子洪远施石，并合山同立”。

从空相寺、二祖山、少林寺三块碑落款来看，空相寺的碑时间排列靠前，大多数文史专家都认为熊耳山的达摩碑是“真正的原石原碑”，几次学术研讨也认为熊耳山的达摩碑文是梁武帝所亲撰，并且特别强调了空相寺碑文的价值。那么问题来了，达摩大师碑文是否是梁武帝撰写的呢?清瘦客对此表示存疑，其一，梁武帝这一称号是死后所追尊的，据《梁书》记载，萧衍于太清三年（549）四月去世， “冬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而碑文明确署名为“梁武帝撰”，显然与史实不符无法成立；其二，此碑的记载来看应该是达摩去世10日后所立，显然违背常理，从达摩去世，要报知梁武帝，然后撰述碑文，再千里迢迢到熊耳山刻碑，一千余年前的交通条件仅用10天时间根本不可能达成；其三，况且从碑文落款所写的“发心”、 “施石”等文字来看，尊贵无比的当朝皇帝撰写的碑文，竟然还要名不见经传的佛门弟子发心做功德布施碑石，更是违背礼数。所以，由此可以判定此碑的立碑时间是假的，不可能是原石原碑。

​此外，清瘦客今年七月曾于几位郑州的文史爱好者共同实地调查考证，依据寺内残存的石刻记载，空相寺成寺以后曾数次损毁重建，最后一次是清雍正十年（公历1733年）。《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在空相寺共有两块，内文几乎相同，一碑为大明景泰五年岁次甲戌秋八月所立（公历1454年）。碑为双龙首，额篆《菩提达摩大师咒》，此碑高七尺八寸，宽二尺二寸，共排十六行，每行六十九字，书法瘦硬，具有六朝笔风。可叹风化严重，字迹大多难以辨认。该碑石材非当地所有，疑似后人利用宋代旧碑重新打磨刻制。

​另外一碑保存相对完好清晰，但字体粗劣，显为清中后期民间仿刻。所以，空相寺的碑不可能是“真正的原石原碑”，达摩碑文也不可能是梁武帝所撰写的。即有可能为后世文人墨客借名所撰。有趣的是，清瘦客一行几人在参观考证过程中曾向寺内管理人员求证立碑时间。一神色“闲云秋风”般的老师信誓旦旦的回答为千年古碑！当我等俗人提出疑点小心询问求证时，此公当即生气挥袖离开！清瘦客几人愕然片刻又顿悟淡然，历史这个东东其实最没真实，真亦假来假亦真。今天的我们，浏览着古碑，默颂着那华丽优美的《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回味着那千百年前的古风神韵，灵魂升华才思涌泉不亦乐乎？至于真伪，当以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