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文化圈的“大成”，经过唐宋转变，借用佛家“成、住、坏、空”的说法，中国正在进入“住”的阶段。

一些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只以宋代作为中国的朝代，而将辽、金和西夏，放在中国的历史圈外。如果只是以宋作为中国史的全体，其实不够的，宋的疆域也并没有涵盖汉唐的全部疆域；汉唐砥定的中国，除了北面和东北有辽、金，西北有西夏，实际上还有唐代曾经非常强盛的吐蕃和藏化的南诏。如果只以宋代表中国，宋所处的情况，是列国制度，不是一统天下。自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唐宋转换课题，至今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还在不断讨论其具体意义。讨论所及，往往不太顾及宋已经不是全面的中国；很少人注意，唐宋转换的过程之中，中亚出现的伊斯兰力量，对于东亚的列国情势和东亚的文化面貌，有多大的影响？

海峡两岸的历史系，对于这一段，还是用宋辽金元作为一个单位，只是经常处理的问题，不外乎胡化、汉化和南北之间的战争与征服；几个北方单位，并不常常被认为历史主体的一部分。我考察的角度，则是将这几个单位合在一起，看作东亚的主要部分。

胡汉多种方式的混合

唐宋转变，牵扯的不仅是国家层次的主权问题，也牵扯到文化的演变和不同地区文化的面貌。要论这个大转变，不能只将残唐五代当作过渡期。唐代的变化，要从安史之乱开始。让我们借用“长生殿”作为比喻：“开元，天宝”由极盛而至大乱，唐明皇和杨贵妃，由太液、芙蓉，一落为魂销马嵬、剑阁闻铃，转变的俄顷，就是在小宴的欢乐，却被渔阳鼙鼓打乱了一切。安史之乱，作战的范围东起朔方，西到燕山，河北的叛军，是诸种胡人和汉人的军士，唐室派遣的军队，又何尝不是胡汉多种方式的混合？早期的将领，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后期的将领，如仆固怀恩，都是不同种族的胡人。和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本身也是胡人，他带领的河东军，又何尝不是胡汉混合的军队？唐室拉来的外援，回纥与吐蕃的军队，帮助唐室收复了许多城市。唐室承诺的条件，则是土地还给中国，子女金帛由他们带去。

这几十年来的扰攘，关陇、河北之间，兵戈不断，城市破坏，百姓流散，中原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因此完全转向南方。这一地区的人口成分，也有相当彻底的变化，东北、西北和北方的各种胡人，都留下了他们的基因，和当地的汉人混合，形成后来华北的族群。

“买”来的和平

辽（金）和西夏，与宋王朝时战时和。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国家与宋国之间，并不同于过去匈奴、突厥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并不志在侵入中国，取得土地；他们主要的要求是，中国赠纳丝帛和银钱；这些丝帛，大概也成为商品，转运西方，谋取利润。因此，宋代对北方敌国，并不常常以战、守为选项，而是缴纳岁币，购买和平。宋、辽之间，还有南海香料的转运，将海岛出产的各种香料，经过辽国，运往西方；辽国获得的是中转的利润。日本和高丽，那时没有在东西贸易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他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商品的来往，例如，宋国自己产铜不足，常常要向日本购买铜斤。高丽也常常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中转贸易。至于中国和回纥、吐蕃等之间的关系，河西和陇右，具有重要的转运作用。宋国已经没有可以养马的地方，必须从西方，经过这条道路购买草原上的马匹。对宋而言，战马不够，和平的贸易却是双方都可蒙利。

吐蕃的情形，又与北方诸国不同。唐代晚期，吐蕃强盛，正是大唐衰微之时。唐、蕃之间的冲突，是晚唐重要的边防问题。两国之间，时战时和。吐蕃曾经大量地掠取汉人，驱赶入蕃，补充人口的不足（今天西藏人口，因此已经有相当大的汉人基因在内），吐蕃的领土，西向延伸到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是当时中亚和内亚的大国。稍后，经过伊斯兰集团的对抗，吐蕃逐渐丧失喜马拉雅山以西的领土。凭借着藏传佛教的力量，吐蕃的影响力，转向今天的东南亚一带和中国的西南部，例如，在云南立国的南诏。吐蕃和宋的关系，有这些中间地带绝缘，反而并没有尖锐的冲突。

宋自居是中国正统，可是眼看着四周的邻邦，都比自己强大，甚至人口仅有数百万的西夏，由于兵强马壮，也不是宋能够抵御。开国之时，宋太祖担忧大将拥兵自重，于是杯酒释兵权，宋室解除武人篡位的危机。宋国因此重文轻武，武备不振。如前文已说：宋的周边，能够养马的地方，都已经属于契丹或西夏；那个时代，没有马匹，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力。虽然自居为正统，宋终于无法不向四邻低头，每年以岁币交换和平。真要论经济价值，一年花上一些财帛，换来和平，省下了养兵和作战的费用，其实也相当值得。不过，中国损失了尊严，也没有自卫的主动能力。这是宋国开国以来，就必须面对的两难之局。两宋三百年，始终无法脱开这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