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列入《宋史·奸臣传》，又被后世戏剧、小说演绎为旷世大奸的南宋名相贾似道，网络上早有许多评价和讨论。著名宋史大家何忠礼先生一直不遗余力地为贾似道正名，也确实逐渐扭转了贾似道的形象。

但是另一位宋史学家虞云国先生却对贾似道的公田法颇有诋毁。许多人因此而准信。

那么何忠礼和虞云国两位先生，究竟谁人所说的靠谱？

贾似道早年督战鄂州，战绩颇有可称，让十万蒙古大军灰头土脸；令忽必烈赞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此处不再多论。

下面，主要围绕贾似道晚年的公田法改革进行讨论。

贾似道

虞云国诋毁公田法，论述如下。

【公田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新源头。

首先，名为回买，实为强夺，加深社会危机。当时浙西上等良田的地价是每亩四百贯，初行公田时，规定对租额每亩一石的良田给以二百贯补偿，已经只是市价的一半。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仅给四十贯，还都是无人购买的度牒、告身和形同废纸的会子。所以，实际上，公田法就是以变相的行政手段强行改变土地所有权，当时人怒斥之为“白没”（即平白无故的炒家籍没的意思）。因而公田法遭到朝野持久而殊死的反对，也就完全不足为奇。

其次，官吏舞弊，回买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回买公田的田产标准之所以一再降低，最后甚至跌到百亩，关键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勾结主事官吏，隐瞒实际田产，造成回买不足。而对于无权无势的普通民户，主管官吏故意夸大计算其田亩数，强迫他们增加回买数，造成有些民户倾家荡产也无田可卖。而督卖者峻急刻薄，不择手段，甚至滥施肉刑，迫使有些走投无路的民户自杀了事。

再次，官田收租，头会箕敛，引发阶级冲突。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问题还不止于此，公田法推行之初，规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作为政策优惠，现租只收八斗，但实际执行中，却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虽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实际收租时，仍以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视为惯例，丹阳县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来纳租只须纳糙米，公田经营中却强令承佃农户改纳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粮一斗八升。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

最后，加印会子，回买公田，加剧通货膨胀。回买公田的经费，绝大部分是当时加印的会子，这完全是无本的买卖。而会子本来就贬值的“粪土不入”，如今每天再加进十五万贯投入市场流通，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是必不可免的。贾似道党羽吹嘘公田法“可平物价”，既违背经济规律，也不符客观事实。事实是景定公田实施不久，就引发了新一轮来势凶猛的会子危机，迫使贾似道在景定四年十月废除会子，改用金银关子，把财政危机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对此，《会子危机》里已有细说。

后来个别学者似对公田法大有好感，不仅认为有抑制兼并的积极作用，甚至以为包含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以赎买的形式剥夺了部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让无地少地的佃户耕者有其田。

但正如明代李贽所说：“若真买大户逾限之田，似无不可。”而公田法一开始以品官与大土地所有者为对象，很快就放低回买标准，把剥夺的对象主要转向了中小地主阶级和部分上层农民。抑制兼并既不是公田法的初衷所在，从最后效果看，也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

以上长篇累牍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

其中看起来最有说服力的一条，就是公田法推行之后，南宋朝廷反而更多地发行纸币，加剧了通货膨胀。

然而，南渡之后，土地管理混乱，财政状况极为困难。之前南宋政府之所以大量增发纸币，主要用于和籴，即使用增发的纸币购买百姓手里的粮食。由于纸币贬值几近废纸，和籴实与强征等同。

至于和籴的摊派也很不合理，“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重担主要落在贫弱户和中、小地主的头上。

贾似道实行公田法，继续增发纸币，则是为了收购豪强之家的土地。亦即改变从百姓手中强征粮食，为低价从豪强之家手中征发土地，掠夺性质虽强，但负担从贫弱户和下户，转移到富有田产的豪强之家，这就是一个进步。

又按虞云国的说法，公田上佃户的租税，比起豪强之家佣耕的租税更高。这个情况确然是严重。

宋理宗

然而虞云国大言称【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这个不少是多少，虞云国先生又实在拿不出数据，也给不出翔实的考证，颇有张嘴就来的味道。

盖豪强之家为了留住佃农，往往会降低佃户的税米，以取得佃户的爱戴。自耕农由于租税繁重，便乐于出卖土地，投身豪强成为佃户，于是自耕农更少，国家财政更加困难，剩余的自耕农所承受的赋役就更加严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贾似道之营公田，与曹操之行屯田，明代施卫所，有相似之处。首先是要在蒙古侵逼，军费浩繁的局面下，为国家续一线之命，解决财政问题。则对于公田雇耕户加重剥削是免不了的。然而这样的做法，却减少了对底层百姓压迫最繁重的和籴，是以南宋虽然灭亡，但毕竟是全民抗战，轰轰烈烈地亡于国力远胜于自己的蒙古，而不是被内部的义军和蒙古里应外合所剿灭，这就为后世推翻蒙古残暴统治保留了民族大义的火种。

虞云国声称公田法【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然而“为政不难，不得罪於巨室”，在贾似道上台执政之初，凭借其鄂州战功和以前在经济上、军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著名学者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反映了当时土大夫们对贾似道钦备态度之一斑。惯于任情褒贬人物的太学生们，也争相称其为“师相”、“元老”和“周公”。可是当贾似道着手实施一些有利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而不利于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眼前利益的政策时，就遭到了他们的猛烈反对，在贾似道身败名裂以后，这些政策措施就被作为他的一大罪状而载入史册。

则贾似道如果没能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抑制作用，为何招致如此多的仇恨？

贾似道生活奢靡、结党、排除异己，党羽亦多有并不清正之人，这是事实。然而明代大改革家张居正又何尝不是如此？而张居正死后亦遭到报复，家业被抄，妻子儿女受到迫害，甚至差点被鞭尸，与贾似道的遭遇何其相似呢？

虞云国的论调，其实颇有百度冷兵器吧与知乎小资群体的风范，即坚持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不去考虑私有财产从何所得，一味反对宏观调控。宋代不抑兼并，导致土地兼并极为严重，贫者无立锥之地，政府以法令剥夺、削减兼并之家的财产，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却遭到屁股在豪强一边的史学家们的无情嘲讽和诋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