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竹斋笺谱》是明代拱花木刻彩印的经典作品，明胡正言印制。胡正言（1580-1671年），明朝书画篆刻家、出版家，字曰从，号十竹，原籍安徽休宁，寄居南京鸡笼山侧。 他的居室就叫十竹斋，将山水、花鸟等素材刻印在纸上，当作信笺使用，就是笺谱，故曰《十竹斋笺谱》。

《十竹斋笺谱》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刊行。有九龙李于坚、上元李克恭序文。共4卷，三十三类，共收笺画两百八十三幅。卷一有“清供”、“华石”、“博古”“画诗”等72种。卷二有“胜览”“入林”“无花”、“凤子”等 77种。卷三有“孺慕”、“棣华”、“应求”“闺则”等72种。卷四有“建议”“寿征”、“灵瑞”、“香雪”等72种。

我国传统木刻画，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在金刚经上的插画，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建树了新的丰碑。到了明代末年，1644年甲申，胡曰从所编印的《十竹斋笺谱》，运用了当时流行的“饾版”、“拱花”之术，曾使彩色套印木刻画艺术水平推向新的高峰。

所谓饾版印刷，就是按照彩色绘画原稿的用色情况，经过勾描和分版，将每一种颜色都分别雕一块版，然后再依照由浅到深，由淡到浓的原则，逐色套印，最后完成一件近似于原作的彩色印刷品。由于这种分色印版类似于饤饾，所以明代称这种印刷方式为饾版印刷，也称为彩色雕版印刷，清代中期以后，才称为木版水印。

十竹斋木刻水印的制作过程中，画家与刻印工人密切合作，这使得画家能理解刻工的制作，刻工也能理解画作的艺术特色和意趣要点，使画家的意图能够准确地通过工人之手得以生动体现，这也是木刻水印的难点。

《十竹斋笺谱》是世界印刷史上从技术和艺术上都具开创性的经典作品。

到民国时期，《十竹斋笺谱》原本仅剩3部，一部传到了日本，一部藏于上海，一部是中国版画收藏家王孝慈先生收藏。王孝慈先生是民国时期重要官员，他喜欢收藏中国戏曲、版画类古籍。

比起文学成就，鲁迅在版画方面的成就更少人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鲁迅积极号召艺术青年操作木刻版画，掀起版画运动。建国后版画成为美术院校中的独立学科，都因有鲁迅先生之前的倡导。

继《十竹斋笺谱》而后的三百多年中，虽有名重一时的《芥子园画谱》等等，然在雕刻印刷技艺方面来说，未见较前有所提高和发展。乃至1949年之前的50年里，传统木刻画更是每况愈下，奄奄一息的仅存待毙了。鲁迅与郑振铎两先生，有鉴于此，鲁迅和郑振铎在1933年合作印制了《北平笺谱》之后，再次计划印制《十竹斋笺谱》，二人往来信函数百次，借王孝慈藏本赴北平荣宝斋印制，其精雕细琢令鲁迅急不可耐，而民国二十三年刻成后则拍案欣喜，鲁迅说“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则实非虚言，就《笺谱》一书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鲁迅为重印笺谱写序，但是笺谱还未圆满完成，鲁迅和笺谱的主人王孝慈都在同一年去世。真是遗憾！对于书籍所得收入，鲁迅建议按提成给王孝慈，刻板则赠予王孝慈。结果王孝慈先生不但没有要卖书所得的版费，刻板也存放在了北京的荣宝斋。我们在缅怀鲁迅的同时更要记住王孝慈这位眼光长远、道德高尚的收藏家。

王孝慈先生去世后，国外机构纷纷联系家属，想高价收购他的所藏古籍。王先生家属为避免古籍文物外流，毅然决定悉数赠送给北平图书馆。他所藏古籍历经战乱，有幸能保存至今，都是因为藏在北平图书馆。王孝慈先生为了文化遗产的传播，放弃个人利益，这种高尚精神，值得藏家和书友们称赞。

重印《十竹斋笺谱》直到1941年才全部印制完成整套。鲁迅在世时刊印的只有200部，大部分被国外藏家购买，所以国内的数量少之又少。

重刻《十竹斋笺谱》，不仅使明代木刻画得以流传，木刻画技术得葆青春，而且为后来木刻画特别是彩色套印术的新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要不是鲁迅先生抢救及时，中国传统木刻画大有失传的可能，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呢！重刻《十竹斋笺谱》，共有两次。1934年重刻者，为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卷首由鲁迅先生作了说明：“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1952年重刻者，主要以郑振铎先生得获于淮上之本为据，郑先生并作序说：“……推陈出新，取精用弘，今之作者或将有取于斯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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