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的官员就一事同日进言，到底是什么让他们闻之大哗？

决非是咸丰帝一人如此固执地维系“天朝”对外体系，毫不体恤前方谈判官员的难处。当桂良欲允“公使驻京”的消息于20日传到北京，很快泄漏，京城官僚闻之大哗。6月23日，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分头上奏。桂良的女婿、咸丰帝的亲弟恭亲王奕，后以对外主和著称，倡导了“洋务运动”，而此日出奏时，要求在谈判中决不能示弱；并称英方谈判代表李泰国“系广东民人”，“市井无赖之徒”，系英方的“谋主”，让咸丰帝敕令桂良在谈判中“待其无礼肆闹时，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既足褫逆夷之魄，且不啻去其腹心指臂，办理当易著手。”御史尹耕云奏：“臣不知进京之后，我皇上以何礼见之？使竟不出京，又当以何法逐之？”“伏乞皇上为宗社自重！”吏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工部尚书许乃普等十余人联名上奏，提出“公使驻京”之“八害”：一、知我举动，既速且详；二、建立高楼，窥我宫禁；三、指地营建使馆，拆迁民居衙署；四、观望“跸路”，无人敢禁；五、设馆传教，去我衣冠礼乐；六、民夷杂处，设有斗讼，无从讯断；七、包揽商税，任意往来，门禁税收尽废；八、朝鲜、琉球等国，由此滋生轻慢之心。他们还特别指出：“该夷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也。请皇上宸衷独断，决不准行，天下幸甚！”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奏称：“辇毂重地，何容此附骨之疽？万一肘腋变生，萧墙祸伏，宗庙社稷之所，岂可与广东比论？”他要求拒绝入京，密敕统兵大臣，激励天津民团，“同时并举”。翰林院侍讲许彭寿奏称：“京师重地，许以久居，则彼将坚筑垣墉，暗列火炮，洋楼则以渐而增，不得不听其侵占，丑类则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蔓延。”他要求坚拒，兴兵与战。御史陈濬奏称：“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之大防也。若其不修臣节，而听异言异服之人，盘踞京邸，出入自由，则纳侮藏奸，其弊何所不至。”他要求撤回桂良，另简忠勇大臣前往查办。如此众多的官员就一事同日进言，在咸丰朝已属不小的政潮。而进言者对西方模式的“公使驻京”并无认识，只是用他们意念中的“公使驻京”模式来推测其危害。咸丰帝一下子收到如此之多的奏折，颁下朱谕，让巡防京城王、大臣、军机大臣、周祖培及同奏诸人、宋晋、万青藜“从长和衷商议”。朱谕中明确指出：“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害无穷，不如战”；“恭亲王所奏(指捉拿李泰国)，颇有可采择之处，著一并面议”。

恭亲王奕

李泰国

咸丰皇帝画像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