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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根据张国焘的记述，1923年11月间，在北京中共党员的会议上，李大钊报告说，国民党将在1924年1月15日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届时北京有六名代表参加，其中三名是孙中山指定的(李已被指派)，另三名则由选举产生，需大家持积极态度。“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与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复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还有人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这些话当然不符合当时中央的政策，李也很生气，但经过一番争议，歧异还是平息了下来。1924年1月5日，李大钊请假离京，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张国焘同行。他们应邀参加中央会议，主要讨论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李大钊在会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并称张国焘这次能一道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按：张在“三大”落选中央委员)。这次会议上，陈独秀(他是孙中山指定的代表，但不去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

国民党“一大”原定在1月15日举行，但因筹备不及，延至20日开幕。18日，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20人全体举行共产党党团会议。会议目的是统一中共方面的意见，对《建国大纲》(“行动纲领”)中歧异的观点(四点)统一处理方法，李大钊也发了言，他还讲到，“我发现，从北京到广州，存在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所以有你们所说的那个行动纲领就足够了，可以不去争取更多的东西。”“今天早晨，我曾同几位代表一起去孙那里。孙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并展示了他自己制定的政府行动纲领。(鲍罗廷注：他的行动纲领纯粹是乌托邦。———引者)”李大钊还讲，孙想要宣布成立全国政府。在上海决定成立的指导小组起过哪些作用，未见记载，但因陈独秀未到会，李大钊成为跨党中共党员中最受孙中山重用的人。1月20日，大会开幕，李被孙中山指定为五人主席团主席之一。同日，又指定为宣言审查委员九人之一。22日，被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十九人之一。23日，被指定为宣传问题审查九人之一。他可谓是与会代表中最忙的人之一，对大会取得成功贡献良多，不负孙中山之所信任。

李大钊对“一大”所作贡献，最重要的还是有关处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争议问题。1月28日，代表方瑞麟提议要在党章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当然不仅是方氏个人的意见。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登台发言，表示“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会后，又油印发了一份《北京代表李守常意见书》，里面讲到，“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又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的，不能说是党内有党。”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大会执行主席胡汉民以“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党章，惟申明纪律可也”交付表决，多数赞成通过。1月29日，李大钊作为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30日，由孙中山提名，李大钊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31日大会闭幕。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大钊不断介绍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一大”成果，1924年11月10日，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在莫斯科活动时，他撰文称：“当全世界革命的青年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狂呼奋斗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应该怎样的激昂，在悲愤中跃起奔赴于我们中国的革命老祖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去和那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战斗，我们远在莫京引领以盼此消息。”李大钊有感于孙中山的军政府在收回“关余”和与广州商团的斗争，在异国他乡向国内青年发出此激越的号召，表明他对孙中山拥护的热忱。

六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津；当日下午访问张作霖，返寓所后痼疾发作。31日，孙扶病入京。李大钊响应孙中山号召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积极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的活动。1925年1月4日，他被中共“四大”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分工驻北京。以孙中山病势沉重，2月6日，李大钊前往协和医院省视。是月，李被孙中山指任为(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在2月21日出席民治主义同志会等三团体欢迎国民党要人的招待会上，“李大钊报告前到俄国时，一般俄国人民学生，无不热烈慰问孙中山先生之身体事业，于此可见孙总理于世界革命人才之地位矣。并朗诵孙总理勉励同志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4日组成治丧秘书处，李大钊参加治丧秘书处秘书股，为中文主稿之一。李以国民党员身份致送挽联，是所有挽联中最长的一副：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李大钊送的这副挽联，所表达的意思是很充分的，评价也堪称到位。他问继起何人，重振旗鼓，反映了他对孙死后国民革命前途的忧心。

梳理孙中山与李大钊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到李大钊参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用意和作为，还可以看出孙中山晚年采取联俄外交的动机和作为津梁的中共的作用。困境中的孙中山虽然找到了一条出路，但前途凶险，在他故去后，这条路被各种政治势力的缠斗所堵塞，相关历史，也就成为人们不断关注的议题，以迄于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