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俄战争，今日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语焉不详。而博于研究晚清历史过程中，却深感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异国之间的战争，并非单单是清政府的奇耻大辱那么简单。这场战争，可谓古往今来，发生于中华国土上最为特殊的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是以《要略》不免要详述这场战争背景、过程和影响，以钩沉中国人关于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做一次“为了忘却”的深长回顾：

19世纪末到20世纪，正是世界列强疯狂地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进行重新分割的混乱时期。向来自诩“地大物博、天朝上邦”的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直是列强掠夺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此期间，与中国有“地利”之便的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妄图并吞整个东北地区，以图在沿海寻觅常年不冻港。沙皇尼古拉二世公然声称：“俄罗斯无疑必须领有终年通行无阻的港口，此一港口应在大陆上，并且必须与我们以前领有的地带相连。”

其时，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的主要手段之一，是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是1890年经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修筑，并派皇太子到海参崴主持开工典礼。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这条铁路修成后，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在沙俄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的时候，1894年7月，另一个对中国领土觊觎已久的近邻日本在美英等国怂恿下，发动了著名的“甲午战争”。惨败之下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割让与日本，这同图谋独占整个中国东北的俄国的“核心利益”水火不容。于是，1895年4月17日，沙皇政府伙同德法两国，共同对日上演了一出“三国干涉还辽”的外交闹剧。而刚经甲午战争消耗的日本被迫“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领有”。此后，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对清政府进行敲诈勒索。并于1896年诱逼清政府接受《中俄密约》，索取了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1897年底，俄国舰队擅自闯进中国旅顺口；翌年3月，沙皇政府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海域，霸占辽东半岛，从而取得了其梦寐以求的“远东不冻港”。

1900年，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俄、德、英、美、法、意、奥、日八个国家出兵镇压。当八国联军一万八千余人进犯北京之时，俄国更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以国防部长兼陆军大臣A.H.库罗帕特金为总参谋长，征调十三万五千大军，编成四个军，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其目的是独吞我东北三省。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嚷：“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当时清廷京畿危急，对沙俄入侵东北持妥协求和方针；东北全境兵力不足以抗敌且还不能实施统一指挥，以致东北三省各战略要地均为俄军所控制。

当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帝国主义侵略军撤出北京后，唯有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军拒绝撤军，并于1903年8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总督官，实际上统治我东北地区。

再说日本。自甲午战争后被俄组织“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修改《马关条约》之事后，日俄在远东的利害冲突进一步激化。此后，日本认识到唯有与俄一战，才能实现其“东进大陆”的国家野心，因而加紧了对俄战争准备。而日本于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掠夺的白银两亿三千万两，则大部用于对俄作战准备。日本政府确信，在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之前尽快发动夺取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战争，对日本最为有利。于是，日俄战争已不可避免。

是时国际形势，英、美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站在日本一边；而法德两国则或明或暗支持俄国。一场以日俄为代理人的实际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在1904年2月8日夜晚，以日本再次不宣而战，在中国的土地上拉开战幕。

战前双方实力对比：俄军方面，时俄国总人口达一亿四千万人，陆军常备军总兵力约一百零五万人，后备役军人达三百七十五万人。其中在远东有正规陆军部队九万八千余人（一百四十八门炮、八挺机枪），同时，俄国海军拥有两百余艘战舰，其中太平洋分舰队拥有六十余艘作战舰艇（十九万两千多吨）。整个战争期间进行过九次动员，先后征召近一百二十万人入伍。日本方面，国内总人口不过四千四百万。战争初期，陆军总兵力约三十七万五千人（一千一百四十门炮），其中二十五万人可用于日本列岛以外作战。火炮中37%为山炮，适于东北战场的地形特点。机枪一百四十七挺。海军是日本建军的重点。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有战舰约八十艘（二十六万多吨），多数是在英国建造的新型舰只，性能良好，规格统一。

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一样，分别在两个战场次第展开。

陆战场方面。日俄双方经过辽东登陆之战、旅顺争夺之战、辽阳会战、沙河之战、奉天会战四次大规模战役，结果俄军完败于日军。

海战场方面：主要经历两次海战。一是旅顺口争夺战；二是对马海战。战争结果，俄海军舰艇损失总计达二十七万吨，人员阵亡四千八百三十人，被俘五千九百余人；日本海军只损失鱼雷艇三艘，人员阵亡仅一百余人，伤五百余人。

另外，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天才特工明石元二郎在俄国资助和策动沙皇政府的反对派发动革命，把俄国腹地闹得天翻地覆，对马海战之后，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统治集团，完全失去了利用战争的胜利扼杀革命的希望，日本方面鉴于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认为继续打下去对它不利。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欣然出面斡旋。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俄国被迫于1905年9月5日在朴茨茅斯同日本签订和约。《朴茨茅斯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并且不得阻碍或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任何措置。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俄国将由长春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线，以及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均转让与日本政府。此外，条约还规定将库页岛南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以及其附近一切岛屿永远让与日本。日本的代价是战死五万多人。

而对于仿佛置身事外的清朝政府，当俄军败退之后，日本和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一个多月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 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 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被称为“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关于这场战争中的“中国角色”：1904年2月12日，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立即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两军“交战区”，并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人民群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然而，战争却给中朝两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无法计算。仅就中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迤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盖州海城各属被扰者有三百村，计遭难者八千四百家，约共男女五万多名。”辽阳战场“难民之避入奉天省城者不下三万余人”，“烽燧所至，村舍为墟，小民转徙流离哭号于路者，以数十万计。”甚至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也不得不承认，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日俄战争对此后东亚地缘政治战略格局的深刻影响：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关东军即按照日清约定，长期驻军东北，至“九一八”事变前，已经驻扎了二十六年，此为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之主要原因和日本驻华“关东军”的来历。战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然而，在当时，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两个虎狼之国对中国的领土之争已经是清政府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而中、日两国在20世纪三十年代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开始。日本“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昂扬，在民族复兴的路上一路狂飙，试图一举收复东北主权。而日本则以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指责中国忘恩负义、不守信用，最终导致了今人谓之警钟长鸣的“九一八”事变。

而日俄战争于此后的世界历史带来更大更深远的影响：一是这场战争和稍前的甲午战争，以两个大帝国溃败于一个新兴相对小国，使中俄国内稍有理智的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专制不敌立宪。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本质上是清朝和俄国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和日本君主立宪体制在作战。俄国的再次惨败，无论是沙皇本人，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大臣，都明白了专制不敌立宪这个道理。因此日俄战争一结束，慈禧太后就派五大臣出国考察西方宪政。宣布12个月之内改革君主立宪政体。中国宪政改革马上登场；同样，俄国在战后即推动了著名的“斯托雷平”现代化改革。改变村社制度，土地私有化，发展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短期内瓦解了俄国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危机不断加剧，从1905年到1917年，俄国既得利益集体不断掠夺农民土地，腐败盛行，基层的解体……最后导致了俄国十月革命。二是经过此役，骄傲的日本从此走向军国主义，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目标本来是要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然而日本甲午败清、再而败俄，客观上使日本产生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因此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成为既定的国策；另外，从严格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次由东方人、黄种人打败欧洲人，对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大冲击。而关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这样论述：“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令人振奋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者并不是神圣的、命中注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都充满了令人激动的希望。”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这种觉醒今日正震撼着整个世界”。

重温晚清末年之史，相信但有一点血性、但有一点民族感情之人，都将是一个极端痛苦的过程。而阅读诸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则更如一个难以吞咽的带刺苦果，让人无比悲愤，难以下咽。然而，历史的重大功能或许正在于此：让读史的后来人在咀嚼前人的苦痛教训中得以幡然醒悟、得以痛定思痛、得以审视未来、得以重新标定方向。尤其是日俄战争不但导致了俄罗斯帝国的坍塌，而且得以重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了全世界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并以其再次坍塌的姿态，给后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教训。而在旅顺陷落后，德皇威廉即说出了这番让我们至今都无法理解的预言：“俄国在连连失利后缔结和约，将会使其军事威望丧失殆尽，它可能会致沙皇于死地，也许还会导致君主制的覆灭，并产生民主制度，而这种民主制度在野蛮落后的俄国……将会表现出在文明社会完全不同的恐怖面目！”这句话将铭刻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史册上，以昭示于后人。是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