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其实，相似于“钱学森之问”，在上个世纪也有一位英国人提出过。这个人就是李约瑟。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曾问：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李约瑟之谜”。显然，这不是与民国时期的差异或者教育体制弊端所能回答的问题。应该从更深层次文化根源中寻找答案。首先，文言文缺乏严谨的词汇概念，导致逻辑思维滞留在归纳推理水平，没有发展到演绎推理高级阶段。最为典型的示例就是“勾股定律”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的异同，定律仅仅是规律的发现，定理则是演绎法的成果。其次，“尊师重道”的学术传统，终将异化为好奇心、批判性思维的自我阉割，崇威媚权。第三，长期的自我封闭导致学术思想窒息，缺乏最尖端思想的刺激。无论民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大师辈出或学有所成都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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