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为期一年有余的中国通史读史笔记,特地选择慈禧作为收官之作。一则因为她是女人,而中国人又常将国家、民族、历史比喻成如母亲一般的女人;二则因为这个女人,主宰了中国历史上最不幸、最纷乱、最没落又变化最为深刻的最后四十七年;三则因为这个女人,具备了中国所有历史人物的优缺点,她一个人的历史,仿佛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王朝历史的浓缩,她一个人的历史,可以观照任何一个朝代的帝王和臣民。
首先,慈禧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深受满汉文化熏陶的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在中华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可惜她们只能在“相夫教子”的“俗事”中悄悄凋零。然而,慈禧这个女人,却和历史上的武则天和孝庄太后一样,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虽然,历史证明她的演出是一场失败之作,但是,她毕竟登上了舞台并作了充分的表演。对一个中国女人来说,她可谓取得了莫大的成功。
其次,平心而论,在强大的观念和制度笼罩之下,慈禧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相当突出。她比当时满族的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她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在她四十七年的统治生涯中,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局面,把晚清历史中那些诸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汉人集团中的精英人物,操纵于股掌之间。就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仓皇逃走的时候,她从储秀宫的帷幕后面第一次站出来,冒着违反祖制的巨大危险,极力反对这个懦弱的决定:“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在满朝王公大臣的惊慌失措之中,懿贵妃的这番话掷地有声,足以让满朝男子蒙羞。
再次,她很有度量且颇具眼光。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果敢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颠覆了由顾命八大臣组成的权力中心。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不追不问,从而使大批和政变集团有牵连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当中国深受西方文化冲击之时,她以远超一个女流之辈的眼光做出了明智的反应——“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支持下开始的。她支持派出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她相当努力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的设想还要广泛,改革手段也显然比“戊戌变法”时的举措更切实有效。如果遇到的是比较平稳的政治局面,也许她会成功地完成中国的君主立宪制改革。如果是那样,她在历史上留下的也许不会是像现在的这么多骂名。
最后,她意志坚定。她在每个场合都能做到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被周围的反对力量所压倒。在那场关系到清朝生死存亡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中,她能够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虽然,失败的一方李鸿章可谓她的“腹心大臣”,给她“孝敬”了不少银子和各式珍宝,而另一方,是一个不愿给她祝寿的“铁心”汉子左宗棠。正是在她的毫无保留的支持下,左宗棠才能从容地剿捻灭回,抬棺西进,收复了中国最大的一块领土。如果不是她的坚定决心,左宗棠很可能被李鸿章在背后上下其手而走马换将——果真如此,则今日中国的领土范围,很可能被大范围压缩。
然而,造物弄人,她偏偏撞上了中国最尴尬、最困难的时候。而恰恰这种困难,其实是她的祖先,若干个自称很强大的男人所造成的。在她扮演的双重角色之中,她本质上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政治家,虽然她天生刚强能干。其实,在走进中国权力中心之初,她只是想替懦弱的丈夫当当家;后来,就是想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她只是一个爱享乐的精明的贵族女子,用她所熟悉的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着国家。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你可以看到许多她召见大臣的谈话记录。曾国藩在第一次进京面见太后时,没想到慈禧和他拉起了家常:“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吗之类”。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惊讶且失望地写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不可否认的是,慈禧深深迷恋权力。在中国这个拥有数千年“官本位”传统的极权社会里,大多数男人和女人,对权力的渴望都根植于人性深处,是任何强者都难以抵御的深度诱惑。从这点上来说,慈禧的失败是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而不是自己的性别因素。但是对慈禧来说,她的权力欲仅仅满足于用她用权力控制他人而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她更喜欢用权力达成更美好的生活,是以她对私人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她给自己建造无数的园林,她对巴黎的时装、华尔兹舞无比喜欢。每天处理完政务之后,她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化妆、游赏、宴饮、看戏。她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传统女贵族的生活趣味当中。
据说她也很富于人情味儿。对身边的宫女,她极其和蔼可亲,很少疾颜厉色。宫中的女仆们回忆起她来,话语中不无温馨:“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都是另眼看待的。不管外面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比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那有多好看!’”在这些回忆录中,你看到的绝不是那个冷面冷心的铁女人,而是一个既威严又慈祥的老太太。作为一个母亲,她又始终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看家守业”的身份定位。她像中国任何一个母亲一样,对独生子同治过分娇纵,使这个孩子成了清朝十二代帝王中最没出息的一个;而对继子光绪,她又矫枉过正,管束过严,教育出一个性格上过于懦弱的孩子。
慈禧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由着自己的性情,风风光光、曲曲折折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她在病榻上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她或许会料到自己身后的骂名,但她绝对想不到,当她死后不到20年,她会遭受盗陵抛尸的奇耻大辱……
慈禧以一个女人,主宰中国晚清四十余年政局。其虽为女人,却能扶持培养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大臣,从而剿灭太平天国这样规模巨大的反清起义,并进而开展“洋务运动”,实现了短暂的“同治中兴”局面;其虽为女人,当列强窥伺、四面皆敌之时,能够权衡折冲,尽最大可能地保有了中国的领土格局(尤其是新疆领土之保卫)。然而,历史不能因为其为女人即给予格外的宽容,当其耗尽国防经费而用于建设供其享乐的颐和园时,当其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之语时,当其主持割地赔款、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时,历史已经将她牢牢钉在了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供以后的当权者和统治者引以为鉴: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获得了统治人民的权力——在这个位置上,你首先必须持心为公:为国家的繁荣,为民族的发展,为人民的福祉,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哪怕这个选择,损失了你个人的利益,损失了你享乐的机会,损失了你的一切,你也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其次必须治事有能:如果你的能力和素质,使你做不出正确的选择,那么,你必须选择离开。否则,你就要像慈禧这个女流之辈一样,被人破棺抛尸,被千夫所指,万夫所骂。
也许,这正是本书作者掬血和墨撰写这本读史要略的目的!
历史就是这样以无情的方式,注视着有情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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