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成篆刻作品“对酒当歌”。

金石大家傅大卣先生去世后，其子傅万里先生交给于连成一个纸包，里面是傅大卣先生为于连成批改的印谱。

于连成自画像“子畏刻印”。

■王龙

各大博物馆展出的古代名人字画上，往往密密麻麻盖了好多印章，有的是作者本人的，有的是题跋人的，更多的是收藏、鉴赏人的印章。这些印章并不单纯是姓名章，还包括字号、斋馆、堂号、闲文、吉语、警句印，以及收藏、鉴赏印。比如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就是如此。

论起名人字画上印章的出现频率，估计以乾隆为最了。皇室收藏颇丰，乾隆又喜欢盖印章，据说他先后让人篆刻了近千枚印章，于是，清廷收藏的名家字画上，几乎都让乾隆盖上了各种印章，这也是乾隆的一大嗜好吧。

在书画上盖章，是中国书画区别于西方的特征之一。著名画家吴昌硕认为：“书画至风雅，亦必以印为重。书画之精妙者，得佳印益生色。”印章佳者如画龙点睛，使书画作品增色增辉。中国书画区别于西方的特征之一，就是作者不单题款署名，还要钤上一方篆刻的印章，书画若龙，印章点睛。

但是，如果以为印章就是街上刻字铺制作的人名章，那就大错特错了。篆刻是我国的一门古老的艺术，是书法和镌刻相结合来制作印章的艺术，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篆刻兴起于先秦，盛于汉，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秦代统一文字，印章形态逐渐变得严谨，小篆清秀，构图清朗。到了汉代，笔画整齐鲜明，去掉了秦代的田字框，端庄大气，成为篆刻艺术的高峰。时至隋唐，篆字越来越少，体积越来越大。时至今日，篆刻依然为人们所喜爱，其价值不可取代。

“学习中国传统的艺术，譬如绘画、书法，篆刻都是必修课。”从事篆刻艺术四十余载的于连成先生强调了篆刻的重要性。于连成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文物专家，他从15岁开始拜师学艺，先后师从熊伯齐、傅大卣、苏振祎等前辈。谈起对篆刻的喜爱，他说：“我永远不会放下这门艺术，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

在于连成先生的书斋中，他对自己的艺术生涯娓娓道来，笔者也由此了解到篆刻艺术的博大精深。

1“遇翁生”的由来

于连成，字子畏，号遇翁生。

小时候，他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读书，每天上学放学，穿过琉璃厂文化街，匾额淳古，满眼书翰。“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写写画画，坐我前排的同学叫李建忠，他心灵手巧，爱写写画画，而且还会刻。有一次，李建忠在橡皮上用铅笔刀刻了一个‘8’，涂上钢笔水，印在了作业本上，特别漂亮。于是，我就有了学刻印的想法。”回忆起自己与篆刻的缘分，于连成一下就想到了李建忠，“李建忠高中毕业后做了制笔工人，后来还真去刻印了，2008年，他刻制了那颗著名的大印——北京奥运会会徽。”

因为喜欢篆刻，15岁的时候，经人引荐，于连成见到了熊伯齐先生，只可惜还没请教几次，他就中学毕业去大兴插队劳动了。在农村劳动了两年，好在离家不远，经常往回跑，琢磨着学篆刻。又有好友介绍他认识了住在桐梓胡同的苏振祎先生，苏先生直爽热心，在他那里，于连成学到了很多知识。

于连成最早知道金石学者傅大卣，是李建忠告诉他的。“他说有个叫傅大卣的老头，篆刻很厉害，而且就住在他们家的对门。”于连成说，不想六年后刚参加工作时，在机缘巧合之下，他得到了傅大卣先生的认可和点拨。

傅大卣是一位严肃的老先生，总板着个脸，平时话儿不多，但懂的东西多，尤其擅长青铜器和杂项的鉴定。按照老行规，老先生们都是拜师过来的，学本事不易，所以轻易不开口。一次有人拿了件青铜器，堆了一脸的笑：“傅先生，烦您老给看看？这东西什么时候的？对不对啊？”这边眼巴巴盼着老先生说点什么，那边傅先生看也不看，嘴里嘟囔出一句：“什么时候的啊？就是那个时候的……”

1982年，于连成要去广州的文物部门开展业务，临行前，傅先生特意给广州的文博单位写了一封推荐信，信里讲这是我的学生，远道赴穗，还望多多照拂。

偶尔赶上没事，老少二人也会去看看戏，傅先生也懂戏，一次是在鲜鱼口的大众剧场看《珠帘寨》，傅先生说：“我看那大太子是萧润德（萧长华之孙）吧？”

1994年，傅大卣去世，于连成持弟子礼执绋送终。中午吃饭，傅万里给了于连成一个纸包，里面是于连成交傅大卣先生批改的印谱，翻开细看，一方方印蜕下，有一行行的批注……

“那些年，我遇到的老先生们，还有很多。”于连成回忆说，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就拜在北京京剧院头牌老生赵世璞先生的门下学戏。老先生觉得他嗓子好，记忆力也好，没事儿就给他说说，就这样，很多整出的戏文他都能默下来。

1980年的冬天，于连成刚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复制厂工作，他第一次见到了后来对他的成长关怀得无微不至的碑帖鉴定家马宝山先生。同事中还有一个枯瘦的小老头，大家都叫他马师傅，这位老人则是马叔雍。

马叔雍是琉璃厂的老人儿，他身怀绝技——拓墨。2006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叶恭绰、张綗伯、张子高、尹润生四家藏墨图录》的插图上，时见“叔雍手拓”朱文小印。四人被称为当代藏墨四大家，能为四大家拓墨，可见马叔雍先生的拓技必定出类拔萃。

于连成对书法篆刻的深度热爱，就是那个时期渐渐培养起来的。渐渐大家熟了，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待这些有本事的文物行业的老人，也很尊敬，而老人们也都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和他说说。

苏惕夫先生有一个儿子叫苏庚春，是鉴定家，他是苏振祎先生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就去了广东，对岭南的书画文物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80年代他经常回桐梓胡同，于连成就这样认识了苏庚春先生，老先生告诉他：“没事过来聊天。”后来，他们就真的经常一起聊天了，说说掌故，谈谈书画，成了一对忘年之交。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连成愈加认识到篆刻的艺术价值。前几年，北京地区挖出一个太监墓，考古人员挖掘出六个图章，现场有多名考古专家，偏偏没有一个人能认出图章上的字。有个考古人员把照片发了过来：“于老师，帮着看下这些字。”于连成立刻回复了答案，六个图章都是明朝的，搁在古代的文人，是不会认不出来的，但现在懂的人少了。

如今，于连成已经是北京市石刻博物馆的金石文物专家了。能遇到很多前辈并有交集，是人生的一种幸运。不仅仅有学问上的收获，更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这就是于先生后来取号“遇翁生”的缘故。（下转3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