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寻觅“参合陂”

宋旭

公元395年，在中国北方，发生了一场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战事。这一年的五月份，后燕太子慕容宝率八万大军进攻北魏。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采取“诱敌深入，拖而不打”的战术，渡黄河南下，与后燕军队隔河对峙。后燕军队长途跋涉，不能速战速决，一直拖到十一月，天气渐冷，无奈撤兵。结果在参合陂，被拓跋珪率领的二万精锐大败。后世称这场战役为“参合陂之战”。是役促成了后燕走向灭亡，也奠定了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关于参合陂的地理位置，迄今有数种说法。一说在内蒙古凉城附近，分凉城西北说和凉城东北说。王仲荦持凉城西北说，韩国磐持凉城东北说。二说在内蒙古丰镇县北境。丁谦云：“丰镇县北境曰奇尔泊者，与参合陂地相符。”三说在山西大同市境内。吕思勉认为“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县东南，或云在阳高县东北。”。马长寿认为“代郡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参合，今山西阳高县北”。严耕望、田余庆等认为在今山西大同东北的阳高县境。

考察参合陂地理位置，必须明确三个问题。其一，“参合陂”这一地名的含义。其二，历史上“参合县”的建置情况。其三，“参合陂之战”中后燕军队的行军路线。

“参合陂”的可能含义

“参合陂”，是古代北方狄语和汉语组成的一个“合璧词”。其中的“陂”为汉语。其读音为“bei”，《说文解字》：“（陂），阪也。一曰沱也。”“阪”，即山坡，斜坡。“沱”，即池塘，湖泊。除“参合陂”之外，在《魏书》中，尚有“长陂”、“去畿陂”的记载。根据《魏书·太祖纪》：“（天赐三年九月）癸巳，南还长川。丙申，临观长陂。”——拓跋珪所“临观”的不可能只是一条斜坡，而应该是湖泊。《魏书·太宗纪》：“（神瑞元年）六月戊午，（拓跋嗣）幸去畿陂，观渔。”更点明了“陂”，就是湖泊。确切地说，“陂”，与“泽”相对，是“面积较小的湖泊”。

具体到“参合”，西汉初年就置有“参合县”。根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初年所置“参合县”属代郡所辖。按照一般的行政建置规律，一个地区的郡县名称，往往在其建置以前都已长期存在。而在其被废以后也会以小地名的方式长期存在。如我们现在许多乡镇名，在建镇之前往往就是村落的名称，被废置后，亦会以村落名称存续下去。“参合县”最早出现在西汉初年。《汉书·高帝纪》：十一年，“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但“参合”这一地名很可能在秦汉之前甚至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只不过因为是小地名，不为史记，亦不为人知而已。

“参合”，现代汉语“can-he”，上古音“srom-gu”，中古音“tshang-hep”。其中的“-m”音对应现代汉语拼音“ng”。故“参合”，上古拼读“songgu”，可音转为“songku”、“songhu”、“sunggu-a”。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分别有：

“素和”，复姓。北魏有素和跋、素和突。这里的“素和”，很可能是鲜卑语中的“白色”之义。阿尔泰诸语中，“s”与“c”有对转关系，“素和”亦可能是蒙语中的“查干”、“察汗”，意为“白色”。根据北族姓氏多源于部落氏族名称的规律，“素和”，可能是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

“苏鲁克”，在蒙语中的意思为“畜群”。明清之季，蒙古草原上存在一种叫“苏鲁克”的雇佣关系。就是由牧民代养牧主的牲畜。实际上，在蒙古草原，“苏鲁克”是一种古老的存在。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时期，蒙古草原盛行“查干苏鲁克”的大典仪式。“查干苏鲁克”，意为“洁白的畜群”。元代所著的《十福经典白史》中，明确记载成吉思汗系母马九十九匹，洒祭鲜奶。而在萨满教中，“查干苏鲁克”，是一种古老的祭天、祭祖仪式，意在祈求苍天和祖宗保佑人畜兴旺、大地平安。某种意义上，“查干苏鲁克”就是中原地区的“社稷”之祀。

蒙语中还有“苏鲁锭”一词。其中的“锭”对应汉语的“纛”。“苏鲁锭”是一种“矛旗”，分黑白两色。黑色主战，称“哈拉苏鲁锭”，白色主牧，称“查干苏鲁锭”。成吉思汗每次出征，就号召其部下跟着他的“哈拉苏鲁锭”（也称“苏鲁纛”）勇往直前。说明“苏鲁”一词，在成吉思汗时代，已经被赋予了“神圣”的意蕴。

在蒙语中，还有“Sunggag-a”一词，读音为[sungga：]，意为“跃马奔驰”。“参合”，也可能是“参合图”的简称，即“跃马奔驰的地方”。

此外，“参合”之上古读音“srom-gu”，亦可能对应满语的“sunggari”，意思也是“白色”，汉语音译为“松花”、“宋瓦”、“溹涫”、“桑干”等。中国东北有“松花江”，朝鲜有“松骨峰”。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参合”一词，最有可能对应的词汇，应该是鲜卑语的“素和”，蒙语的“查干”、“察汗”以及满语的“sunggari”。即“白色”之义。更可能的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代北之地，存在着一个自称为“白部”的狄族部落。战国时期，古“代国”被赵襄子所灭，“白部”氏族北逃，融入匈奴或东胡，而以其族名所记之“参合”之地名却保留了下来，到西汉初年置县时，就以当地人所称之“参合”为名。

历史上“参合县”的建置情况

文献所知最早的“参合县”，见于《汉书》。其地在今大同市阳高县东北部。治所为今阳高县莫家堡。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代郡，秦置。莽曰厌狄。有五原关、常山关。属幽州。”其下所辖有十八县，分别为：桑乾、道人、当城、高柳、马城、班氏、延陵、狋氏、且如、平邑、阳原、东安阳、参合、平舒、代、灵丘、广昌、卤城。而在《魏书·地形志》中恒州条下，“天兴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恒州——笔者注）。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寄治肆州秀容郡城。”“领郡八，县十四”。其中“参合”志注“前汉属代，后汉、晋罢，后复属”。可知在东汉西晋时期（公元25——316年）近300年间，参合县处于被废的状态。以志中所言的“后复属”来看，应该是在北魏建立之后所复置，而且仍属代郡。由此可知，在北魏初期，“参合县”属代郡所辖。

《魏书·地形志》中，有“梁城郡（天平二年置）。领县二，参合、裋鸿”。按，“天平”，是东魏孝静帝年号，“天平二年”即公元535年。也就是说，后世所言之“梁城（凉城）郡”是在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之后，才由东魏建置的。而此时的参合县已经移置至现在的内蒙古凉城一带。那么，“参合县”是什么时候由阳高附近移置到凉城附近的呢？史无所载。但在郦道元（公元472年—527年）的《水经注·河水》有记：“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迳沃阳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可不泥城，王莽之敬阳也。又东北迳沃阳城东，又东合可不泥水，水出县东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合流而东，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也。西去沃阳县故城二十里。县北十里有都尉城。”说明在郦道元时代以前，“参合县”就已经移置到内蒙凉城一带了。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在北魏时期，参合县地理位置发生了移置。北魏前期，其地在今阳高附近，中后期，其地在今凉城一带。而值得一提的是，郦氏所言之“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是一条误史。也正是这条“误史”，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参合陂”地望的不同解读。

现在，我们可以翻开《魏书》，具体考察“参合”在北魏前期之所指：

《魏书·帝纪一》所记：

“昭皇帝讳禄官立，……分国为三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

“（昭皇帝禄官）十年，……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

“（昭皇帝禄官十一年），桓帝崩。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仍生榆木。参合陂土无榆树，故世人异之，至今传记。”

“（昭成皇帝什翼犍二年）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

“（昭成皇帝什翼犍）五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

《魏书·太祖纪》所记：

“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

“（天兴六年）秋七月，镇西大将军、司隶校尉、毗陵王顺有罪，以王还第。戊子，车驾北巡，筑离宫于犲山，纵士校猎，东北逾罽岭，出参合、代谷。”

“（天赐四年）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

（天赐四年）秋七月，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

（天赐）五年春正月，行幸犲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

《魏书·太宗纪》所记：

（永兴）二年夏五月，长孙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于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车驾还幸参合陂。

（神瑞二年夏四月）己卯，车驾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张家口一带）。

如果说《魏书·帝纪一》所记尚难看出“参合陂”地理位置，但在《太祖纪》和《太宗纪》中，“参合陂”的地望应该是明了的。尤其是“（天赐）五年春正月，行幸犲山宫，遂如参合陂，观渔于延水，至宁川（张家口附近）”一条，明确“参合陂”就在“于延水”（今洋河）西近。而《太宗纪》中的两条：“（永兴）二年夏五月，长孙嵩等自大漠还，蠕蠕追围之于牛川。壬申，帝北伐。蠕蠕闻而遁走，车驾还幸参合陂。”“（神瑞二年夏四月）己卯，车驾北巡。五月丁亥，次于参合，东幸大宁（张家口一带）。”“牛川”，有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非也。蒙语中的“牛川”读为“五克儿菊力克”，其中的“五克儿”就是“牛”之意，“菊力克”就是“川”的意思。其地位于察右后旗西北部，属乌兰哈达苏木所辖。其附近就是拓跋珪早年所依附贺兰部后期驻地。《魏书·太宗纪》：“（泰常元年）秋七月甲申（日），帝自白鹿陂西行，大弥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册》，可以看出“牛川”的具体位置。从“牛川”回平城，不可能绕道今凉城一带。而下条之“次于参合，东幸大宁（今张家口）”也将“参合”的地望指向今阳高、兴和一带。

另外，《蒙古志·山川》有蟠羊山，属于阴山山脉，阴山山脉白海喇喀山而东南为本干，本干行于直隶境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百四十六《大同府志》：蟠羊山在阳高县东，盖真北魏故山。从不同史料中“参合陂”与“蟠羊山”的关系看，参合陂亦应在阳高、兴和一带。

由上分析，至迟在北魏拓拔嗣之世，“参合县”仍在今大同市阳高东北部（可能包括今内蒙古兴和县部分）。“参合陂”应该是其辖境内的一处湖泊。而“参合陉”可能是其境内阴山的一处隘口。

“参合陂之战”后燕军队的行军路线

检视各种史料，关于“参合陂之战”中后燕军队的行军路线，大致有以下记载：

《魏书·太祖纪》：“（登国10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按：从己卯日拓跋珪进军济河到乙酉日夕行军至参合陂，用时整整7天。当时拓跋珪率精骑两万，可以说昼夜兼程追击慕容宝，7天行程，当在千里以上。而从黄河北岸至今凉城一带，直线距离不过300华里，加上山形险阻、路途曲直等因素，其行程亦不过700余里。所以，“内蒙凉城”说不可能成立。

《魏书·慕容垂传》在记述慕容宝军行之事时，有“初，宝至幽州，其所乘车轴，无故自折，占工靳安以为大凶，固劝令还，宝怒不从”一语。可以看出后燕军队从都城中山出发后，先是由南向北进入幽州后，才折而向西，沿桑干川（今阳原至阳高一带桑干河川地）进入魏境。

同时，在慕容宝大败而归后的第二年，慕容垂亲自帅军，二征拓跋珪。《资治通鉴》：“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阳王德守中山，引兵密发。逾青岭，经天门，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云中。”胡注：“青岭盖即广昌岭，在代郡广昌县南，所谓五回道也。”说明其出军路线也是从中山出发，渡过拒马河，穿越天门关，进入桑干河，再由桑干河川地西行入魏境。关于这一点，《魏书·太祖纪》明确记载：“（皇始元年）三月，慕容垂来寇桑乾川。阿留公元虔先镇平城，时征兵未集，虔率麾下邀击，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结营。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于上谷。”由“（慕容垂）疾甚，遂遁走，死于上谷”之记也可以看出，后燕军进军与退兵路线是一致的。

《晋书·慕容垂载记》：“垂至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欧血，因而寝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当慕容垂行军至参合（陂）时，看到了一年前的战场，积骸如山，于是设吊祭之礼。在吊祭的过程中，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慕容垂忧愤吐血，于是染病，乘坐马车继续向西行进，走到平城以北三十里的地方，病情加重，于是草草地修了一座燕昌城，便引军而还。《晋书·慕容垂载记》的这一段记述，也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参合（陂）”在平城的东北方向，即今阳高县一带。

不难看出，北魏前期的“参合陂之战”战场，是在今天的大同市阳高县一带，而非内蒙古凉城一带。郦道元之所以在《水经注》中有“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也。西去沃阳县故城二十里。县北十里有都尉城”的记载，与北魏中期（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参合县”的移置有关。当郦氏之时，参合县已经由今天的阳高一带移置于内蒙凉城一带，郦氏又误将“参合陂”认为是山中的一道斜坡路，遂附会为“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

值得一提的是，郦氏之记虽误，但其“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一语准确地反映出汉语由上古音转为中古音的具体时代，当在北魏之期（“参合”，上古音“srom-gu”，中古音“tshang-hep”，正是郦氏所言之“北俗谓之仓鹤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