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华南:儒家的“好玩”精神

说“玩”——从儒家的视角看

作者简介丨贡华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哲学动态》,2018年06期。

摘要

在中国文化中,儒家之“玩”以人与对象彼此交感、相互授受以成就为实质,其对象从实物(如玉)扩展到精神体(如《易》之“辞”“占”“神明”“理”“义”等)。相应地,“玩”由身心修养方法,发展为意义丰富的精神生活方式(“玩心神明”)、认知方法与经典读书法(“玩味”),从而确定了中国人“玩”的内涵。通过对“玩”的考察,既可以窥见古代儒者精神生活之丰富,也可领略其思想世界之深沉。

“玩”是人之天性,于儒者亦然。不同的人,其“玩”的内涵、方式当然有相似之处,如与“所玩”亲近无隔、“玩”的时候轻松愉快等。但是,对于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精神境界的人来说,“玩”的精神意义又大不相同。在现代,随着“劳动”“工作”观念的普及,“玩”首先表现为停止工作而空出来的独立时间,意味着家居之余的特定时段。其次,“玩”意味着没有工作、无须应酬的自我支配状态。玩者可以什么都不做,可以随时停止,可以依附于某种规则(如游戏规则、艺术规则),也可以完全无规则地随兴所至。最后,“玩”总处于“工作”之间隙,指向身心的放松但又归旨于“工作”,成为“工作”的内在环节。尤其是当童年逝去后,人们无心于玩,因此也多半不会玩:或以“玩”来打发时间,或以“玩”进行技能的训练,这是现代人的生存常态。所以,现代的“玩”尽管可以随时展开,但对个人来说,可以玩一时,而不能玩一生。现代人的焦虑、劳累与人的天性——“玩”之残缺互为因果,而都显现为人远离自由之态。

在中国的儒学传统中,“玩”一直被重视与强调。自先秦始,“玩”就被理解为值得追求的认知方式和理想的与物交往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身心修养的重要方式。宋儒则将“玩”与“味”结合起来,使其成为经典诠释的基本方法。因此,对儒者“玩”之内涵的探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古人的精神生活,亦将裨益于当代人精神生活之开展。

一、从玩玉到玩《易》

“玩”的本义是以手弄玉。“玩,弄也。从玉,元声。”(《说文解字》)“玩”即把玉持久地放在手中,以揉、搓、捻等轻抚、摩挲的动作轻柔而细微地与对象反复接触。通过长期把玩、赏玩玉,不断与玉交流,玉逐渐与人由“生”而“熟”,其“温”“润”之性逐渐释放。

在中国文化中,玉一直被认为有“温”“润”等性。如:“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荀子·法行》)因为温润,故能温人润物,“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荀子·劝学》)人与之玩,可以感受到玉的温、润等特征,进而比德修养,而获得仁、智、义、勇、情、辞等美德。

“温”一直被当作玉最重要的品性。如我们所知,“温”乃味觉性范畴。在古代,味觉性范畴一直被当作对象自身的特质。但从今人视角看,味觉性范畴乃对象与人相接触时,彼此相互作用而呈现的特质。或者说,味觉性范畴并非对象自身固有的特性,而是依存于属人者。具体到“温”,它首先是人的感受,是让人感觉暖和而无害者(热是更强的施与,对人也是一种伤害)。此感受可看作玉之施与,不过,此施与离不开人之把玩。也就是说,只有经过人的把玩,玉才会施“温”于人。而经过长期亲密接触,人的体温传递给玉,这又是玉之“温”显现的前提。所以,把玩玉乃人的生命温度与玉之间的彼此授受、相互成就。就此说,“玩玉”的实质是人与对象的交感与授受。

“玩玉”不是为了占有玉,或者说,人不是为了功利目的与之交接,人与玉之间不是对立性的占有关系。就人与对象的关系说,可玩者乃对人不构成威胁的对象。也就是说,对象不能超过或压倒人。超过或压倒人,人就不会产生玩的心情与状态。对象对人不构成威胁,并与人的趣味相契合,人才会产生想玩的冲动,而“玩”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轻松、自在。

在轻松自在中,人与对象彼此交感、相互授受:人以生命与玉,玉以温、润来回馈。这种相互授受又被称为“养”:人养玉,玉亦养人。养包含两个层次:身体层次养身治病,精神层面以玉养德。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在古代,玩玉被视作君子最理想的玩的方式,而佩玉被视作君子最基本的行止。《礼记·玉藻》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佩玉,即以君子之生命养玉,同时以此玉之德养人。其他玩的方式皆可作如是观,即所玩者皆可以修德。

而当人主动改变交感方式,彼此授受关系不在时,“玩”也就失去其实质。“玩”或者蜕变为人的一种单纯的娱乐,甚至是带有功利目的的“玩”,而适意的期待就会变成控制的追求,“玩”就成为“玩弄”(所谓“玩弄于股掌之上”)。又或者人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把对象不当回事,此时“玩”就成了“玩玩”,对象就成为“玩物”。因此,以何种态度“玩”至关重要。向控制转移,对象与人就相互转换为需要战胜的对手,轻松自在的“玩”便逐渐沉重。对手需要提防,更需要提防对手识破人戏弄的态度而报复,所以“玩弄”人或物只有在侥幸时才会轻松自在。因此,玩弄者其实并不会玩。“会玩”的人需要对所玩的对象充满敬意,由此可避免“亵玩”。

以人与对象彼此交感、相互授受以成就为实质,“玩”的对象逐渐逸出实物,而延伸至无方无体之域。相应地,玩的主体也由身体转向了心灵。比如,《系辞》将“辞”“占”纳为玩的对象。“君子之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系辞》)在这里,“玩”已经由一种与物交接的方式转换成基于交感的认知方式。不过,它仍然保持着人与对象交互作用、双向成就的关系。“玩”的对象“辞”“占”乃君子之“所安”与“所乐”。“安”为满足而无他求,“乐”为心之所欲。君子心系《易》,始终亲近之,轻松自在地与之反复相交。《易》以“序”“辞”“占”向君子透露着三才之道,君子则以自身契接着“元亨利贞”以及“吉凶”“悔吝”“无悔”等对人的意味,并进而据往知来,由这些意味确证三才之道。

“玩”的展开以人与对象之间的无隔阂为前提,有隔阂就玩不起来。“玩”中蕴含着对所玩对象的情感认同、兴趣所向,以及一种自由从容的态度。因此,“玩”不带实用的、功利的目的,它不急于获得实际结果,而是慢慢地、逐渐地、反复地展开。“玩”而“熟”,人与对象逐步亲近,同时亦增进了相互了解,此乃“玩”的认知维度。人对对象之所知中虽然包含对象实然之消息,但首先是其对自己的意味。比如君子玩《易》,知日往月来、寒来暑往、昼夜幽明、变化进退,都在阴阳刚柔相推相荡之中,因此,安居其中、乐玩无厌,无论动静而随时将生命投入《易》,努力将生命契入《易》,并依照《易》来展开自己的生命。君子玩《易》,以崇德广业,以成性而存存。所以,“玩”可视作君子“过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

玩的实质是去亲近所玩,以所玩养人,以生命养万物。作为一种交往方式,“玩”离不开个人的兴趣、性情,但总指向彼此成就。个人的兴趣、性情以自我为中心,但偏离了彼此成就,则最终自我所成者也就不是德行。因为玩失去其实质,就沦为个人欲望的满足与实现。由此可见,君子之玩与小人之玩的差异。“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尚书·旅獒》)玩物,是与物反复交接而将自身投入物,但若陷溺于物我构成的狭隘时空,则将溺于物而失去自我健进之生命。对于以健进为德的君子来说,溺于物而置家国天下于不顾,此为“丧志”。而将他人作为玩的对象,敉平人我之间的距离,消除彼此之间的位分,并或狎或侮,则此为“丧德”。至于“玩世者”,不以世道人心为虑,戏谑代替了尊重,则是“丧志”又“丧德”。《汉书》载东方朔“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汉书·东方朔传赞》),后世以“玩世不恭”目之,正是如此。

二、从“玩心神明”到“玩理”

在人与对象彼此交感、相互成就的过程中,有心之人始终充当着玩的发动者角色。这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与实物的玩需要身、心的参与,而心与物无距离乃玩展开的基本条件;其次,与非实物的精神体之间的玩主要是心与之玩。后一层意思在后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相应衍生出“玩心”一词,如“玩心神明,秉执圣道。”(《汉书·严助传》)“玩心”意为用心与之交玩,“玩心神明”即专心属意于神明而一心与之交玩。神明由此入心,示人以大道,而增进人之德性智慧。朱熹对如何“玩心”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须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虚此心将古人语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

按照朱熹的说法,“玩心”不是以自己之成见(“自家意思”)裁剪古人意思,不是单向地“以意捉志”,而是自觉退步、虚己之心,以古人意思为先,耐心等待古人意思的呈现,并以此来涵养自己的精神。得古人意,长自家精神,这是“玩心”的基本内涵。与朱熹同时代的洪迈对“玩心”有类似的说法:“苟一日之用足,则玩心坟典,不事交游。”“玩心坟典”意为心契三坟五典,乐与之交游,而不与鄙俗交往。

不仅“神明”“坟典”可与之玩心,其他精神体亦可与之玩。与尊崇天理的精神路向一致,宋儒一方面谈“玩心神明”;另一方面,他们将“神明”落实为“理”,“玩心神明”即“玩理”。比如,程子将“物理”视为玩的最理想对象而加以推崇:“物理最好玩。”“好玩”意思是可爱、有趣、对人有吸引力,其所表达的是人的情意志趣与之相契合,而对象可人适意,会给人带来轻松愉悦感。把物理说得如此亲切有味,显示出程子体贴物理之深沉,此与“格物穷理”之刻板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待此“最好玩”的“物理”,最恰当的方式是去“玩”。即用心接近物理,让物理与己无隔,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理”化自身。程子说“玩心神明,上下同流”,这可以看作“玩理”的终极境界:专心涵养,参赞化育,进乎存神过化之境。

对于“物理”为什么最好玩,以及如何“玩”,程子并未直接阐明。但在朱熹的弟子问“理如何玩”的时候,朱熹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今且须虚心玩理。……看圣人意旨,亦要如此精专,方得之。到自得处,不从说来,虽人言亦不信。盖开导虽假人言,得处须是自得,人则无如之何也。”“玩理”最核心的特征是“精专”,即心无旁骛、专心为之。“物理”不是离开自身的独立自存者,它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之一体。因此它不是外在事物,而关乎自家性命。所以玩理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敬意,始终以自身经验来契接理、挺立理。“玩”的目的是自我涵养和自得,“玩理”即自得于理。以“玩”的方式接近“最好玩”之“理”,则可知理且自得于理。在这个意义上,“玩”既是一种修养身心的方式,也是一种通达物理的认知方法。

三、从玩到玩味

宋儒大都重视通过诠释《易》来重建儒家思想,他们还将《系辞》中的“玩”引申、发挥至“玩味”,并将其作为研读经典的基本方法。但从内容上看,程朱更喜欢玩《论语》《孟子》,并将“玩味”作为读经典和修行的基本方法。朱熹则更将二程读《论语》《孟子》的方法辑出,放在《论语集注》前,而自觉地将“解味”作为解经的基本方法。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之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但将圣人言语玩味久,则自有所得。当深求于《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耳。若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凡看《语》《孟》,且须熟读玩味,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

“《论语》《孟子》只剩读着,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着,意便不足。”

在第一条中,程子用了“味”,而不是“玩味”。不过,“味”与“玩”意思一致,即自觉消除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彼此交融,从而追寻对象之“(意)味”。在这里,两个单字合成的“玩味”一词之意义完全一致。对于“玩”来说,与“味”的结合使其关注点更鲜明地呈现出来,“玩”之所得即是“(意)味”。程子再三强调,不能将《论》《孟》当作与己无关的“话”“名”“文字”或“语言”,而应当作为自身遇到的切己的生命问题来看待。对“文义”的了解为“解义”,“解义”为理智之事,所解之义与自己的气质、气象并没有直接关系。仅停留在解义阶段,虽可以满足理智的需求,但于儒者修齐治平之事业并无助益。用程子的话说就是,这些经典中饱含与自己生命切实相关的“意味”,只有努力以生命去“玩味”,以身去体之,才能有所得。

“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

“圣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语之若寻常,此所以味长。”

“意味”指对人的生命气质、气象有直接影响者,“意味深长”(或简称“味长”)则指对人的气质、气象影响深远者。对象决定方法,故欲解其意味,必须以生命去玩味,以身去体之。

朱熹最常用“玩味”一词,同时也用“熟玩”“玩索”“谛玩”“玩绎”“潜玩”“深玩”等词,如:

“当熟玩而默识其主宰之意可也。”

“且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

“且先读典谟之书,雅颂之诗,何尝一言一句不说道理,何尝深潜谛玩,无有滋味,只是人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里面有多少伦序,须是仔细参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穷理。”

“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学者以玩索、践履为先。

“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我见得是处,方可信。须沉潜玩绎,方有见处。”

朱熹将“理会”“践行”并举,又将“玩索”“践履”并举,其意甚为明显:“玩索”即“理会”。作为读书方法,这几个由“玩”衍生出来的词同义。“熟玩”即反复玩味;“玩索”即玩味探求;“谛玩”即仔细玩味;“玩绎”即玩味探求。“玩味”并非追求书本的客观之义,而是探求文字对人的意味,即探求书本文字中对人的价值意味。价值意味直接作用于人,入身入心,使人有所受用,所以“玩味”是真正的读经典的方法。“读书着意玩味,方见得义理从文字中迸出。”通过“玩味”,打破“文字”(以及“话”“名”“语言”)载体的局限,义理可以呈现于生命、作用于生命。如此,理与心直接交会、相互授受,人才能有所成就。在这里,读书法(或经典诠释方法)与修养工夫内在统一,这构成了“玩味”最鲜明的特征。

可以看出,从身体-实物性的玩玉到心灵-精神体之玩《易》,从“玩心神明”到“玩理”,从玩到玩味,儒者玩的对象、内涵、开展方式不断拓展、深化。玩也由玩耍引申、发挥为身心修养方法、精神生活方式、认知方法与经典读书法。显然,“玩”不是单纯的“游戏”。游戏虽无功利心,但却有规则,指向娱乐而非自我人格德性之成就。“玩”也不是现代所谓的以美(包括优美、崇高等)为旨趣的“艺术”。艺术以无目的、无功利的心态为前提,以对象性的“艺术品”的完成为旨归,而非主体的自我涵养与提升。当然,“玩”更不是为了休闲,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休息,不是为了寻开心、找乐子,也不是为了今人所谓的“诗”与“远方”。“玩”以开放的心态(而非一味向内反省)指向“成德”“成己”:读书时悠闲玩味,做事时从容玩事玩理,静居独处时“玩心神明”。对儒者来说,真正可谓“活到老,玩到老”。“会玩”的儒者通过“玩”而展示出精神生活之丰富与思想世界之深沉,其所开示的活泼泼的存在之路与思想道路,对于烦、忙的当代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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