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虽然厉行海禁，但是中西方的交往依然是存在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清朝的康熙皇帝就非常注重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曾向传教士学习过天文、数学、医学等知识，并注意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这首诗所写的就是学习西方天文学知识的情况。

从16 世纪开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利玛窦。他一方面尽力使天主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社会习惯，寻找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结合点；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确立的知识传教政策， 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尊重学问和知识的国度。因此他在传教时尤其注重数理科学知识的传播，往往将西方的天文、地学、物理等科学知识作为与中国文士、朝臣、宫室结交的进身之阶。

他发挥早年在巴黎所学的数学和地理知识，向中国文士详为讲解， 并将自鸣钟、万国舆图、天文仪器及其他各种奇巧物品一一陈列，让人们观赏。他又自制天体仪、地球仪以及计时日晷，馈赠中国官员，使得中国人士耳目一新，利玛窦亦随之声誉四布。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偕同庞迪我进入北京，通过太监马堂，向万历皇帝进献一批礼物，同时呈上国书。自此， 利玛窦留住京师，从事传教活动，直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去世。利玛窦正是通过博取中国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信任与支持，从而成功地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基础。但利玛窦毕竟是一位博学之士，他为了开展宗教活动，最先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科学知识。

汤若望（1592~1666）号道来，德意志人。崇祯三年（1630），明廷召之至北京， 继邓玉函之后管理历局，修造天文仪器，编制《崇祯历书》，监铸西式火炮。归清以后，他格外受到清廷的礼待。年轻的顺治皇帝对汤若望十分尊敬、信任而亲近， 称之为"玛法"（满族对长者的尊称），每有咨询即宣召进宫。顺治还经常前往天主堂，参观礼拜堂、书房、花园等处，并与汤若望作长时间的谈话。由于汤若望所获得的地位与尊荣，为清初天主教的传布提供了很大方便。康熙九年（1670），中国的天主教徒已增至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

我国历来视历法为国家大典，视颁布正朔为行使统治权力的象征。康熙三年（1664）七月，杨光先上书参劾汤若望等谋叛、惑众、新法十谬诸大罪。八月，辅政大臣开始提审汤若望等人。第二年，将入教的李祖白等五名中国官员处死，尽废新法，复用大统历，任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为时不久，杨光先编制的历书就已错误百出。康熙六年，圣祖亲政。七年，教士南怀仁劾奏杨光先历法差错。十五岁的康熙皇帝不持偏见，命二十员朝廷大臣将南怀仁和杨光先两派人物一齐召集到东华门观象台进行实测。测验结果与南怀仁所说相同，于是康熙下令将杨光先等论罪，任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主持钦天监事务，复用新历。

南怀仁（1623~1688），号敦伯，比利时人。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十七年奉召入京，协助汤若望修历，后因汤若望案下狱，释放后幽居北京， 至此复被起用。自康熙十三年至二十年（1674~1681）， 为适应平定三藩之乱的需要，南怀仁奉旨监制大炮数百尊，并制成《神武图说》一书，详述铳炮的制作与原理，促进了中国火炮技术的发展，晋工部侍郎。康熙二十七年南怀仁死时，清廷赐谥"勤敏"。

像南怀仁这样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传教士， 在康熙时期还很多。几十年间，康熙身边常有教士侍从，讲科学，备顾问。徐日升、白晋、张诚、安多、苏霖、巴多明等，先后留居宫中十余年。南怀仁主持钦天监二十年，死后又由徐日升代掌历政。康熙后期的地理大测量和《皇舆全览图》的刊印， 也主要是依靠西方教士和西方技术设备完成的一项地学史的伟绩。

但是康熙帝绝不提倡他们的传教活动，在起用南怀仁的同时，他公布了天主教禁令， 只承认外国人有信教自由。后来由于罗马教皇不顾中国传统，强令中国教徒不得祭祀孔子和祖先，导致清政府终于在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六日下令全面禁止天主教的传布。自此以后，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历雍、乾、嘉、道四朝一百余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渐被禁止，经西洋传教士吹起的"西学之风"也渐趋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