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安居乐业都是国人心之所向，而作为幸福标准之一的“安居”，一直是老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现今社会，购房置业的压力总让人感到鸭力山大，在房价畸高的形势下，我们不禁好奇，是否只有现代人才需要面对如此大的购房压力？在古代，人们会为买房犯愁吗？

西周时期—房产市场已成雏形

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宗不动产交易，即中国史上第一桩地产交易，出现在西周时期。据已发掘的青铜器铭文记载，公元前919年农历三月份，一个叫矩伯的人分两次把1300亩土地抵押给一个叫裘卫的人，以换取价值一百串贝壳（当时的货币单位）的奢侈品，包括两块玉、一件鹿皮披肩和一条带花的围裙。

而在周厉王三十二年，即矩伯和裘卫两人完成土地抵押93年后，又发生了一宗土地买卖，这宗土地买卖的交易过程同样被刻在了青铜器上：周厉王为扩建王宫，买下一个叫鬲从的人的地，没有立即给钱，周厉王为安抚鬲从的忧虑，派人对其说："你别怕，我一定会照价付款的，如果我赖账，就让上天罚我被流放好了。"

这种现象就说明当时除了有土地抵押，还存在土地买卖情况。总之，西周时期，房地产市场已成雏形。

春秋时期—房产市场开发

最早的房地产开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吴越春秋》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 这表明，春秋时期就开始以“国家”名义进行城市建设。

古代的开发商都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即负责把房子盖好，然后分给或卖给别人居住。但古代的房产交易现象并不像现在这么频繁。而“炒房”现象，在古代更是少得可怜。这是因为古代人没有经济头脑吗？不不不，更多原因是因为当时社会比较动荡，房子的价格不稳定，“炒房”的风险高，加上当时统治者的“限购”政策，一般人不愿也难以涉足。

西汉起—房产限购抑制房产热

翻阅史书可以发现，历朝历代针对“房产限购”，都有层出不穷的政策。但古代的“限购”政策和当下的“限购”相比，其出发点和目的，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在封建社会，统治者多出于对政权的巩固，加强对百姓的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方便收税而采取房产限购令。

在西汉建立不久，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吕太后当政时，她曾颁布第一条“限购令”：“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二年律令·户律》）。翻译过来白话文就是说，你想再买一套房，可以，但你要买的房子必须紧挨着你现有的房子。这种只允许邻居间相互买卖房子的政策，大大限制了“多购”可能。

到了唐朝时期，统治者同样沿用了汉代“限购令”的做法。根据《唐会要》中的记载：“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也就是说，买房不一定非买邻居的房子，但除了与业主定好价格签好合同，还得征得业主的邻居们同意。

据《宋刑统》所记：“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宋朝时期执行唐朝的“限购令”变得更加细致，甚至还明确了卖房子需征求意见的顺序：先问族人，后问四邻。

元朝与宋朝相比，政策类似，但元朝更细化。元律规定：“前去立账，遍问亲邻，愿与不愿执买，得便与人成交。”即买卖房子时仅口头上征求亲戚和邻居同意无效，还得立一个凭据，让族人和邻居在上面签字，大伙都不买并且同意你买时，才能进入交易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从元朝时期开始，统治者出台了一些针对“官员”房产的禁购令：凡蒙古官员，禁止在原南宋统治区域如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买房。这也是出于南宋灭亡后，一些南下做官的蒙古人，仗势强买恶要，激起民愤。统治者为了安抚民怨，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买房的“限购令”。

明清时期，为了杜绝官员为买房出现的贪腐问题，统治者对官员的“限购令”也进一步扩大。明朝政府规定禁止所有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到了清朝再次扩大“限购令”，不仅限制官员购房，还限制旗人购房。

由此看来，房产关乎民生，自古以来执政者就不敢马虎了事，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