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书敬

单位：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

三四十年前的鲁中乡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偶尔村里来个说书唱戏的，那得像过年一样欢喜。

说书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曲艺，大约起源于宋代。一般是只说不唱，有时则是有说有唱。说书的大多身体有些残疾，不是眼瞎就是腿瘸，靠着一张嘴勉强混口饭吃。山东人厚道，村里留下来让他说书有一些照顾、可伶的成分在里面，一般由大队村委管吃饭、给钱。每逢说书，村里男女老少便在大街上或场院里围成一圈儿，只见说书人摇头晃脑，指手画脚，嘻笑怒骂，令人目不暇接。随着情节的发展，说书人表情夸张，时而扮男，时而扮女，幽默滑稽，说到高兴时，场内爆发出哄堂大笑，整个街上一片欢乐的海洋；说到悲苦时，艺人声音嘶哑，如泣如诉，声泪俱下，听众也往往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说书人使用的道具很简单，一把胡琴、一个弦子，或者是一副鱼鼓就齐活了。胡琴、弦子大家都见过，这鱼鼓是啥玩意？其实就是一截中间打通的竹竿，一端蒙上层鱼皮，说唱时打节奏用的伴奏乐器。艺人书说得好，胡琴、弦子等乐器更是在行，特别是说唱到悲伤的故事，弦音低沉，似断非断，苦难在其中，悲从心底来，人群中有人竟跟着抽泣起来，现在想来还是很有艺术感染力的。

艺人正式说书前，往往加一个“小段子”，然后才开正本。用现在的舞台术语应该叫做“暖场”。这些小段子要短小精悍，生动诙谐，如此才能迅速吸引人们的兴趣，对接下来的正本充满期待，不会中途溜号。作为小孩子，大段的正本记不住几句，倒是这些开场的小段记忆深刻。比如《大实话》：“太阳出来照东墙，东墙那边有阴凉。板凳比那扁担宽，秫秸比那干草长。我说这话你不信，狗尾巴长在狗腚上。”于是大家哄一声笑起来。另有一些段子稍微长一些如《二妮子的脚（读Jue）》。旧社会妇女要裹脚，可是二妮子怕疼，不使劲裹，她娘看不见时，就偷偷解开了。二妮子本来身量就大，结果这脚长得就没法看了，别说什么三寸金莲，快有一尺长了！把他娘愁的不行：这么大的脚怎么能嫁出去啊？所以鲁中地区有句歇后语：二妮子那脚——愁煞了！小段就着重说二妮子的脚大。年代久远，说书的原文绝对记不住了，大意是说：给二妮子做了双鞋，用了多少匹布，多少捆麻线，使坏了多少顶针儿，磨凸了多少锥子，请了多少帮忙的，喝了多少茶，吃了多少馍馍，费了七七四十九天功夫，终于做成了一只。想让二妮子试试大小，可只伸进去一个脚指头，硬是给撑破了！通篇没有一个“大”字，可是这脚谁敢说小？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明白写作文中的“夸张”手法。

上面的段子纯粹是为了愉悦气氛，内容也算健康，还有一些小段就有点“下蛰”（下流）了。电影《老井》里就有这样的桥段，瞎子女人和他爹经不住旺财那帮年轻人起哄架秧子，唱起了《酸曲》“正月里啊正…”，结果第二天文化部门下来调查了。《老井》的故事发生在陕西，可见讲黄段子，唱格调不高的曲子全国都差不多。记得艺人唱的是一家有四个儿子，老四年纪不小了还打着光棍，于是他爹就想了个办法：老三把老婆让给老四，老二的老婆给老三，老大的给老二。老大一听急眼了：那谁的老婆给我啊？当爹的没想到老大一点境界也没有，生气地说，不行你就娶你娘！傻老大没听出咸淡，接着问，那你咋办？爹说，咱家还有一头大黑驴，我就跟它配成双！老四听了最高兴，说这个办法实在好，谁不愿意咱把他娘！

有时也说山东快书，一手打快板，另一手打鸳鸯板，“呱嗒、呱嗒”“滴了个当、滴了个当”，变着花样打很长时间才开始说。也是先逗大家笑，勾起大家的兴趣“大年初一是新年，说个小段就这么短。”“不行！不行！得说个长的！”于是“呱嗒呱嗒”“滴了个当”好一阵，终于开始了：“高山上面有两只羊，说个小段就聂（这）么长。”人们有些不耐烦了，你到底说不说，不说回家睡觉了！这时正式的快书才开始。记忆中有一段秀才帮人捞梢的快书。鲁中地区将水桶叫做“梢”，要用扁担钩钩住梢的“系子”，慢慢放到水面处，猛一用力，这梢就一个“倒栽葱”扣下去，立马往上一提，水就灌满了，然后从井里把梢拔上来挑回家。这个过程鲁中地区叫“打水”，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关键是打水的是个小媳妇，一不小心把这梢掉到井底了。更关键的是帮她捞梢的是个英俊的小伙，这里面就有故事了。这个小段非常有趣，可惜那时候小，记不全。如今借助网络的强大搜索功能，终于将这个小段寻了出来，名字是《先学蛤蟆后捞梢》，与大家分享：

“太阳出来一扎高，大嫂挑着两只梢。抬腿来到井台上，顺着井口往下瞧。只看见，两只蛤蟆在一起，优哉游哉水上漂。这只拖住那只的腿，那只搂着这只的腰。大嫂一见红了脸，两手一松掉了梢。咕咚一声沉了底，急得大嫂直蹦高。这时候，打南边来了一相公，眉清目秀个子高。大步流星往前赶，看见大嫂正心焦。大嫂一见有人来，急忙上去把话聊：‘相公相公你慢些走，请你帮俺把梢捞。只要把梢捞上来，你说咋着咱咋着（Zhao）。’相公忙往井下看，心中一下全明了（Liao）。上前就把大嫂劝，一边说来一边笑：‘大嫂大嫂恁别急，这件事情俺全包了。只是有个小条件，咱先学蛤蟆后捞梢。’”

你可以说这些段子低俗下流，缺少品位和正能量，但换个角度，说它接地气顺民心，充满劳动人民的感情和乐趣也未尝不可。似我等上数三代都是贫农的俗家子弟，从小听这些段子长大，如今也混成了城里人，而且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可见这些略微“泛黄”的段子无毒无害。

岁月荏苒，当年穿着开裆裤听书的泥孩子如今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了。人上了年纪，就容易怀旧，但若想再回农村，于黄昏的场院里围坐一圈儿，听一段纯粹的说书艺人的表演，恐怕很难做到了。当年说书的大多是一个人，年纪不小，走村串乡勉强混口饭吃，想来不是不愿收徒弟，是养不起或者是年轻人没人愿意学吧？再者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生活渐渐好起来，家家户户都买了收录机、电视机，流行歌曲、迪斯科盛行，电视节目又有声又有影，比说书的吸引力大多了。大概因了这样的原因，村里再来了说书的，几乎没人愿意听了。随着说书艺人渐渐老去，年轻人又愿意学的，也就没办法传承下来。时至今日，说书——这门完全可算得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在鲁中地区基本算是绝迹了。想想真是挺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