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百科“范仲淹”这个词条下，写着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但在我这两周追踪范仲淹人生足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实在应该给他加上个“教育家”的头衔，因为范仲淹几乎每到一地，就会建学校、兴教育，他创建过的学校中有名的有苏州府学（现在的苏州中学）、绍兴稽山书院和邓州花洲书院。

在本文中，我要盘点一下范仲淹在各地为官时的建学事迹和他的教育思想。建学事迹

1、安徽广德（1015-1017）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到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在广德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事，负责讼狱之事，这是范仲淹中进士后第一次进入仕途。《广德州志》载：最初，广德人没有学习的风气，范仲淹就兴办地方教育事业，聘请了三位名士作为老师，使当地读书风气越来越盛，不断有人考中进士。但对此我要存个疑问：范仲淹初次任职，而且是负责刑狱诉讼的，他并不负责当地教育，我认为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件事存疑吧。

2、商丘应天书院（1026-1028）

商丘当时是北宋的南京应天府。应天府书院的前身为睢阳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的私学。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范仲淹在中进士之前的五年，一直在应天府书院读书。

天圣四年（1026），这年范仲淹为母服丧，居住在南京应天府，被时任应天府守的晏殊聘为府学主管。因此，从天圣四年（1026）到天圣六年（1028）两年多的守丧期间，范仲淹一直在应天学院做管理工作。这段经历也让他初步积累了办学经验。《范仲淹全集》中记载:范仲淹训导督促学生很有法度，并且以身作则，勤劳恭谨。学生们读书、吃饭、睡觉，都按时刻表进行。每次给学生出题，必定自己先作一篇，来探知题目的难易。

商丘应天书院

3、苏州府学（1034-1035）

范仲淹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六月到景祐二年（1035）冬季，在苏州任知府。

苏州是范仲淹的家乡，所以范仲淹有定居于此的想法。他曾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安家。一位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谁得了它，必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听后说，我在这里安家，只我一家富贵；不如在此建个学舍，让吴中子弟都来受教育，大家一起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当年的府学，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中学，中间一千年的时间里，它一直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存在。

苏州中学内景

4、江西鄱阳（1036-1037）

景祐三年（1036）八月到景祐四年（1037）年末，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治所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

到饶州任后，范仲淹为州郡学校选定新校址，兴建新校舍。城东南妙果院旁，有文笔峰和砚池，这里湖水环绕，长堤数里，林木掩映，峰峦峻拔，景致清幽秀美，校舍就坐落其间（不知道是现在的什么地方，遗址肯定已经没有了）。新学落成，学生日益聚集，当地教育事业越来越兴盛。饶州郡学内有柏树十八株，当地人都称其为“范公柏”。据记载，饶州民风好斗，官吏狡诈生事，欺压百姓。范仲淹通过兴办学校、公布宣传法规条令、尊尚社会贤达等方法教育官员和百姓，一年多时间，地方风气发生根本性改变。

5、江苏镇江（1038）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正月，范仲淹从饶州到润州上任。润州的治所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

润州原有府学，始建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润州知府柳开在州衙子城东南隅建先圣庙，创办州学。范仲淹在知润州期间，进一步兴办州学，建立新的学宫，并聘请江南处士李觏前来讲学。

6、绍兴稽山书院（1038-1040）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十一月，范仲淹由饶州移任越州，现在的绍兴。他在绍兴一直呆到康定元年（1040）三月。

范仲淹在绍兴的府址就在现在的府山（古越龙山），越王台的后面。在附近，范仲淹创建了稽山书院，聘请新昌大儒石待旦前来讲学，并把李觏从镇江挖来讲课，一时之间绍兴学风大盛。之后，南宋的朱熹、明代王阳明都曾在此开课讲学。

稽山书院

7、陕西彬县（1044-1045）

庆历四年（1044）到庆历五年（1045）年底，范仲淹在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任上。

范仲淹在邠州时，曾经主持重建地方州学。原来校舍非常狭小简陋，范仲淹选定新址，派遣两位地方官员主持工程。新校舍建成后，范仲淹已经离开了邠州，到了邓州任上。邠州学校官员写信给范仲淹，请求范仲淹为新校作记，范仲淹因而作《邠州建学记》。在这篇文章里，范仲淹表达了自己的治政思想和对教育事业的看法，后面会详加阐释。

8、邓州花洲书院（1046-1048）

庆历六年（1046）正月，到庆历八年（1048）年底，范仲淹知邓州，在这里呆了整整三年时间。

邓州城东南隅洼地，历任知州曾在这里修湖成洲，种植花木，修建亭台，称“百花洲”。范仲淹在此地创建了州学讲堂“春风堂”，还亲自在里面讲学。这时的范仲淹虽然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了，但他的名望比以前高了许多，已经成为了当代的知识分子楷模。宋朝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等一批政界、思想界名流都曾前往“春风堂”听课，一时之间，邓州文运大振。范仲淹去世后，当地人将“春风堂”改名为“花洲书院”，并在旁边建范文正公祠，祭祀、怀念范仲淹。后来，历朝历代的邓州地方官都对百花洲书院进行过修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办学最久的场所之一。

邓州花洲书院教育思想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可以从他的两篇文章中看出来，这两篇文章分别是《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和《邠州建学记》。

《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是范仲淹在管理应天书院时作的。范仲淹在文中借朱从道之名，阐明“从道”的含义，以及自己对书院育人的主张：书院育人，应培养有操守、有高品德、对国家有作为的人才，能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以天下苍生为念。范仲淹在文中说：所谓“道”，是“臣则由乎忠，子则由乎孝，行己由乎礼，制事由乎义，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一个向学之人，如果能够追随此“道”，“然后可以言国，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岂不大哉？”

《邠州建学记》是范仲淹在邓州任上所作（见前文）。此时的范仲淹，经历了多年的官宦生涯，治政和教育思想更加成熟；尤其刚刚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心里有很多关于自己的从政思想的话要说。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主体部分是改造官员队伍素质、改变官员队伍组成结构，这也是范仲淹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其中，创办学校、兴办教育被范仲淹视为最为重要的手段。《邠州建学记》开宗明义，说：“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范仲淹的历史观非常超前，在人才问题上他不赞同厚古薄今的观点，而认为一切根源在于未能兴办学校、振兴教育、培养人才。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是为人称道，这也说明，每位成为教育家的人都有着“天下为公”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