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变是一场军事冒险，是皇太极居于内外困境，尤其是外部封锁与辽军虎视眈眈的必然选择，毛帅的生死在这里并不占决定因素。皇太极的内外形势，对皇太极而言，1927年后的战略形势显然比1626年要强。向东攻破半岛王朝，迫使臣服，并开启人参——布匹、白银贸易，毛文龙受到重创；西边察哈尔部落西迁，明朝蓟北的塞外变得空虚。但到了1628年，袁崇焕的再次出现，战略形势急剧恶化。袁崇焕在整顿军队，到十二月份已经整训十二万部队，其中有近五万骑兵。当时的数据很明确，袁崇焕节制的诸镇合起来有十五万兵，八万马。

而且袁崇焕逐步完善封锁，并且从内部瓦解后金。当时逃人逐步增多，《清实录》记载，有的逃人规模太大，守边哨台的士兵不敢拦截。而且内部粮食减产、诸旗主闹分家。内外形势之下只有选择军事冒险，尤其是在袁崇焕发动总攻击之前。扫荡巡视的东西准备，在袁崇焕担任督师半年后，皇太极带人巡视牛庄、海州一带，强调要修建城池，加强防御。这显然是感受到了袁崇焕咄咄逼人的压力。另一方面皇太极多次派人扫荡东南方，打击毛文龙，稳定后方。在毛文龙被杀六天后消息传到了盛京，皇太极再难通过和一家一家谈折衷的方式获取利益，只能面对袁崇焕的总攻击，必须先发制人，《清实录》记载在这一天皇太极定下征明的决心。

崇祯的失策，崇祯元年，整个北方大旱，察哈尔、后金、明朝沿边都颗粒无收，察哈尔就寇边宣府，需要赈济的小部落也被崇祯拒绝了，他们直接投了后金。因为察哈尔西迁，本身就留下空白区域。而且崇祯元年蓟镇兵变，崇祯直接免了总督、总兵、杀了巡抚，人事更迭太严重。

这也为皇太极军事冒险提供了客观条件。毛帅会有影响，但不是绝对的。己巳之变的根源是皇太极在恶劣的内外形势之下做的军事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