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曲阜孔宅发现古文经传的鲁壁

其实，战国时代的简册典籍，早在汉代和晋代，就有过两次极为重要的发现，遗憾的是，由于后世战乱，原件全都失传了。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作过一次著名的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他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载《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所说的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的前两项，即汉代和晋代发现的战国时代的简册典籍。

孔子壁中书，亦称“壁经”，是相传于汉代出自孔子宅壁中的竹简古文经传，事见《史记》《汉书》等书。《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中华书局标点本）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孔子壁中书发现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时所收的“古文”，大多来自壁中书。

汲冢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今卫辉市）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书》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人称《竹书纪年》。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重大。前述王国维讲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竹书纪年》的影响远不止此，当代学者钱穆、杨宽等人都是利用《竹书纪年》来校正《史记·六国年表》的，这是王国维所未能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