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为古代生活艺术的总体凝练，一座园林所反映的人文内涵与美学成就，其高度绝对不亚于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

就整体而言，园林包括物质载体，如楼阁亭台、花木泉石，亦包括精神载体，如美学思想、哲学思维等。若以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明代中后期的园林为社交的场域，提供了人们宴集文会的场所，也是借由其中的珍贵收藏、建筑布设，彰显拥有者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媒介，具有标志园林主身份的文化象征作用。

明代为私人园林大量出现的重要时期，不论在典籍文献中的记载，抑或在明人绘画上的记录，均足见当时的园林生活。而明代的江南，因为拥有极佳的自然、人文、社会条件，在三者的相互配合下，亦成为明代私人园林最为兴盛的区域。

《园冶》一书为中国首部园林建筑专书，代表了明代叠山建园的造园艺术顶峰，于崇祯四年 (1631)成书，崇祯七年 (1634)付梓。作者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明代吴江人。原为山水画家，他将其施画山水的理念与技巧布列于所构建的园林之上，使得所施作的园林享誉一时。五十三岁时，因感无力将其所能施展于更多的园林之上，而薪传无着，故穷其毕生心血与智慧，将冶园的心得与经验援笔成书，以成《园冶》。本书以明代社会的园林时尚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而《园冶》为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出版产物，体现了明代园林中的精神理想与物质文化，亦总结了明代的园林需求与审美价值。

在空间范围的设定方面，本书以江南地区为探究主体。明初政治初靖，社会多将关注力集中于物质文明之恢复，当时政府的强势控制，除表现在政治上，亦兼及生活与文化。《明史·舆服志》中可见洪武（1368— 1398）当时的禁令：

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不许那移军民居止，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

因此明初园林的发展十分有限。然在明太祖建国一百年之后，于明中叶宪宗成化年间（ 1465— 1487），政令开始逐渐松疲，海禁渐开，抑商政策逐步放宽，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高度发展，三吴地区趋向追求精致、奢靡的生活风尚。而江南地区原本即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与浓郁的人文气氛，故于此时期之前后，在各地兴起的蓬勃造园风气中，又以江南地区为最盛。

然学者探讨江南，多本其地理定义而言，主要包括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最大的范围可涉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而本书着眼于社会生活史与园林文化史，聚焦于江南地区的消费经济、商品交易、城市发展与水陆贸易运输，因此，涵盖的面积更广，对江南的定义更宽，亦即在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江南，包括明代南直隶的十四府四州、浙江布政使司的十一府和江西布政使司的十三府。

就江南的自然条件而言。根据统计，明代苏州当时的“园林共有二百七十多处”，其中私人园林二百五十多处。园无石、水不成，园林以水为灵魂，江南境内有太湖、阳城湖、昆承湖等为数众多的大小湖泊与水道，极具筑园的先天优势。加上太湖地区又盛产造园所需的奇美石材，为江南的园林盛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它处若要造园，则需以河道或是陆路运送石材，如宋代将南石北送的花石纲即为一例。此外，江南水乡的优良气候环境，也为造园所需的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因此，江南得天独厚，具有先天丰富的造园自然资源。

就江南的人文条件而言。据韩明士（ Robert P. Hymes）的研究，南宋时期江南的地方精英已经逐渐崛起，开始以经营地方上的事务为主要思考核心。自南宋以降的精英，在地方主义的框架下，更多地思考地方策略，经营地方化的婚姻关系与人际互动的交流网络。于此前提之下，江南地区得到了良好的人文发展基础，乃至明代时期，江南文风鼎盛。有关明代江南地区的人才辈出，《明史》曰：

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

当时文化的繁荣与人文教育的水平，由此可见一斑。南宋后，江南地区经济日趋发达，尤以苏、杭为甚。富庶的江南，生活悠闲，品位优雅，为文人的雅适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孕育环境。成化以后，以文人为主要参与者，且以苏州为活跃范围的吴门画派兴起，更成为当时江南地区重要的人文景观。而吴门画派的绘画作品中，以山水园林为内容的画作占据相当比例。

因此，吴门画派与园林的关系亦至为密切。如著名的吴门四家：沈周（ 1427— 1509）、仇英（1509？— 1551）、文徵明（ 1470— 1559）、唐寅（ 1470— 1524），皆有为己、为人的园林记文，沈周、仇英、文徵明甚至还有许多为园林作记的画作留存下来。因此可知，明代江南地区的画坛与园林之间的互动甚为紧密。除了画家与园林关系密切，明代亦有许多以园林之癖闻名的文人，如王世贞（ 1526— 1590）、祁承㸁（1563— 1628）、倪元璐（ 1593— 1644）、祁彪佳（ 1602— 1645）等。他们所留下来的许多文献记录，丰富了园林研究的参考资料。

就江南的社会条件而言。明代自成化以后，商品经济日益繁荣，社会日趋富庶，而生活亦渐趋奢侈，以张岱（ 1597— 1679）《陶庵梦忆》所记录的扫墓风俗的变迁为例：

越俗扫墓，男女袨服靓妆，画船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为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辈谑之曰：以结上文两节之意。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

文中可见奢华风俗于二十年之间的转变，即便是监门小户，生活用度已显奢侈。而张岱早年家业富厚，所回忆的往事中，记其家中的布设装饰更是极显华丽：

灯皆贵重华美，珠灯料丝无论，即羊角灯亦描金细画，缨络罩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采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更用粗铁线界划规矩，匠意出样，剔纱为蜀锦，墁其界地，鲜艳出人。

由以上张岱之言，可见明人富裕、精致的生活，亦可以看出江南工匠的极工尽巧，“匠意出样”。早期江南地区的工商活动，多以单一的商品贩卖与近距离的市镇商业形态为多。然而随着社会形态与风尚的变迁，商品数量增多，获利渠道多元化，社会对各种行业的接受度也开始增加。外来人口带来大量的过剩劳力，加上繁重的赋役，这些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进而逐渐转成独立性的手工业专职，间接为苏州、松江一带能工巧匠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过于看重财利、欲望的风气，与追求华丽的消费形态，造成了社会上相互竞争奢靡的风尚，工匠的社会地位因此得到提高，进而又依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手工业中心。而江南地区奢侈华丽的竞争风气、高度发展的工艺技术与商品经济，均为明代的园林营建提供了极佳的产生背景。

综合以上自然、人文与社会的有利条件，江南地区成为明代极为繁荣富裕的区域，为兴筑园林成为一时风尚提供了优越的物质与文化契机。本文将以江南为主要研究界域，探讨明代园林风尚下的叠山行业，以及明代江南园林与消费社会的人文互动，兼及探究其中以《园冶》为视角的文人园林生活。

江南，既是明代以文人绘画著称的吴门画派的摇篮，亦为中国首部园林著作《园冶》的作者——计成（ 1582年生）的所居地。《园冶》为中国古典园林兴造的范式，乃计成集结其毕生的造园经验而成。考证文献所知，在《园冶》问世之前，从来没有一本专书系以园林建筑营造为主要论述范畴，并且图文并茂。计成身兼文人、画家与园林建筑师等三重身份，但是他的文人身份，几乎没有被任何前人研究所重视。虽《园冶》的研究已起步多时，但是多集中在其书的翻译与诠释阶段，迄今尚未见到根据其书的版本与传布作全然清楚的考证研究，更遑论以其书为研究起点探讨明代江南文人生活与园林文化的论述。

承于此故，本书想探讨的是：面对园林风尚与诸多园林撰作、园林相关产业的兴起，《园冶》在当世究竟有怎样的特殊定位？在园林文化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计成其书的撰作观点，是否曾受到其文人与画家背景所影响？假若答案为肯定，那么计成的文人与画家思维，又反映在其书主体意识的哪些方面？此外，目前学界未见针对叠山师一业而进行的深入研究。在教育普及、园林兴盛、文人身份多重化的明代社会，叠山工作者的背景并不局限于艺园山匠，计成亦以画家的身份参与叠山，并且创作园林专书以满足时人叠山建园的需要。在晚明如此重视园林的风尚下，叠山师一业在明代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情况究竟如何，实在值得进一步深究了解。同时，叠山师一职的起源与称谓递变，也有必要一并思考探究。

明中叶后的园林是人际网络交换的场域，是品位、成功展演的舞台，所以品位的展示不仅是必要的社交条件，也是品鉴他人同时被他人品鉴的辨识基准。为了满足园林主的园林活动与品位展示的需求，也为了构筑一个符合自己心意，同时符合当世园林好事者们共同审美旨趣与价值的园林，园林主营建园林时所看重与追求的理想条件为何？在私人园林大量兴起之后，明代的江南文人在其园林中，是如何以其庭园的物质载体，来建构出有别于他者的文化载体，并进而达成表征其品位、身份地位的符号功能？

而此中代表明代园林艺术创造的《园冶》，又是如何满足和成就此一物质与精神、文化与社会符码的形成？再者，《园冶》一书反映了时人园林的需求取向与筑园的审美取向，然而目前却未曾见到聚焦《园冶》一书，以其书为视角，而深究文人园林文化意义与明人园居生活样态的研究，亦未见针对园林风尚之于明代城市生活、消费经济而深入探讨的研究论述。

有鉴于此，本书将以《园冶》与明代文人园林生活为思考探索的主体，集中以江南地区为研究的关注范围，希望借由此文，尝试填补目前关于《园冶》版本书以及叠山师研究的空白，并探究明代消费社会与园林产业的更加完整的面貌。

新书即将上市

请多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