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改革开放的征途走过40年。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一路向前，既改变了中国，也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40年中，有多少个“第一次”让我们终身难忘？又有多少个“第一次”激发出亿万人的活力？40年，40个“第一”，彻底改变了中国！

第7期：新中国第一只股票

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

▲ 1988年春节前夕，上海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股份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部向全市3万多股东发放1987年的股息红利。新华社记者张明 摄

1986年11月14日，当邓小平将“飞乐音响”股票赠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约翰凡尔霖后，俗称“小飞乐”的“中国第一股”让世界为之轰动。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984年发行的股票（通称“小飞乐”），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开发行的第一支股票。这“中国第一股”究竟是怎样勇敢地横空出世？

探路股份制

1940年出生的秦其斌，于1958年顺利考入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派在上海无线电九厂技术科。年轻好学、思想活跃的秦其斌被抽调到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下面的元件工业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吴邦国委员长是元件公司的副经理。

1983年初，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第一副厂长，1984年接任退休的老厂长成了电声总厂厂长。这时的秦其斌43岁，年富力强。他不甘于仅仅为仪表系统的产品做配套，开始带领电声总厂开拓经营。当时，“音乐茶座”十分红火，他就大胆设想，提出本厂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以做成音响。于是，就有了电声总厂下设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即“小飞乐”）的创新，有了以后“小飞乐”发行股票的故事。

企业要发展，资金是关键。既然提出要设立新的企业，就得有资金。但这笔资金却是首要而棘手的问题。

在这之前，秦其斌曾经参加过上海市长宁区工商联的一次集会，也结识了一些老工商业主，有了对股份制的知识储备，老工商业者集资入股办企业的事启发了秦其斌。情急之下，爱琢磨的秦其斌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即：一方面企业拿出一元钱，另一方面再向企业内部职工集资一元钱，这样，既解决资金问题，又能把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谓一举两得的好事。

然而，毕竟是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定年代，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无形阻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人说，搞股份制？这不是要培养一批“食利阶层”吗？这不是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吗？

“中国第一股”诞生

令人欣慰的是，当“小飞乐”开始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的时候，新闻界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适时地助阵推了一把。《新民晚报》就此发了一篇相关的仅百余字的“豆腐块”通讯文章。

一石激起千层浪。可别小瞧了这不起眼的“豆腐块”消息，却引来了意料不到的效力——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飞乐音响股票

不久，《新民晚报》的领导打电话给秦其斌：“老秦，报社天天电话不断，都是询问‘小飞乐’什么时候发行股票，怎么发行，怎么认购？为了报社信誉，你们无论如何要向社会公众发一点。”

面对突如其来如此汹涌的情势，秦其斌也感受到了压力。厂里电话响个不停，上门来访的也很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上海外贸学院的教授就曾给秦其斌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直言不讳地称赞他说：“你是英雄，走了一条非常伟大的道路，勇气了不得！”

有人这样理解他鼓励他，秦其斌自然热血沸腾，力量倍添，他敢为人先、勇敢干下去而且干出个名堂的信心更足了。朴实厚道的秦其斌感动之余就想，办新企业虽然缺少资金，但是，社会上能够有这么多热心人愿意伸出手来出资认购股份，我们决不能让这些热心人扑了空。

然而，相比之下，厂里职工对出资认购股份却有种种顾虑和质疑，这也迫使秦其斌更倾向于向社会公开发行。“小飞乐”最终把目光和希望投向了社会公众：50元一股，发行1万股。

于是，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飞乐电声总厂三分厂、上海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公司静安分部发起设立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其中35％由法人认购，65％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而且飞乐音响公司这次发行的股票，没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转让，也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人们亲切习惯地昵称其为“小飞乐”。

发行股票的那天，许许多多的热心人早早来排队购买股票，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

就这样，“小飞乐”承担起了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零的突破。而创造奇迹的秦其斌，回想以往一步步走过的历程时说：“那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发行承销商，也没有明确详细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这么摸着石头过河。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秦其斌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他参与这件破天荒的“中国第一股”的心态，用“水到渠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

工商登记遇难题

“小飞乐”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必须走一道必不可少的关键程序——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孰料，却又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工商局工作人员用疑惑的口气问道：“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

秦其斌回答说：“我们是股份制的。”

工商局工作人员说：“股份制？所有制中没有股份制！”

当时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

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最后，他拿起笔来选择了“集体”这一隶属关系，解决了这一尴尬难题。但他没承想，“集体”这一性质为后来第一次的分红带来了困扰和代价。

股份公司成立，吴邦国捧场

经过了种种风波之后，“小飞乐”成功公开发行股票，筹集了资金。

1984年11月18日，“小飞乐”成立大会在锦江俱乐部隆重举行。秦其斌和“大飞乐”的党委书记、老厂长心里都十分明白，当时的吴邦国、黄菊等领导都很关心股份制的出生与发展。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他俩一起兴致勃勃（但也揣着一丝惴惴不安）去吴邦国的家里，请领导出面给予一些直接和具体的支持。

秦其斌开门见山地请示道：“我们11月18日要召开音响公司创立大会，能请您参加吗？”

只听吴邦国非常爽朗地一口答应下来，笑着说：“好啊！”不仅如此，而且还马上抓起电话来当场给黄菊等领导同志发去“邀请函”：“我老厂要成立一个音响公司，11月18日请你们一起到场，地址在锦江饭店俱乐部，你们都来捧捧场！”当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市工商局等单位的领导也参加了成立大会。新闻界也来了很多人抓抢这一在当时来说非同小可的大新闻。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吴邦国热情洋溢地致辞。但他出于一种政治智慧，在话语中只是鼓励“小飞乐”搞好经营，开发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却对股份制改革只字不提。吴邦国的高明在于：让股份制的“小飞乐”自然成长，不必在它诞生之日给予它太多的政治压力。

第一次分红，私分国有财产？

秦其斌虽然荣任“小飞乐”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却是“零股东”。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的领导还特意嘱咐他：“你是党员干部，你不能买股票，家属也不能买！”

后来经过讨论，上级部门最终批准秦其斌购买一股股票。

对此，后来回忆时，秦其斌笑着调侃说：“我当时要是买了‘小飞乐’的原始股，早就是‘杨百万’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集体所有制后来引发了“小飞乐”第一次分红是否为私分国有财产的争论。

1986年初，“小飞乐”进行第一次分红。经股东大会一致同意，每股分红35元，而后，股东自己出15元，配售一股，分红和扩股结合起来操作。那次分红方案是复旦大学金融系毕业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张宁科长主设计的。她认为，召开股东大会标志着股份制的机制正式运行。

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刚刚完成了分红扩股，却又得开始应对税务局稽查大队的查账审核。税务局稽查大队毫不客气地说：“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

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

“集体的也是国家的！”稽查大队认为公积金公益金是不能私分到个人的。于是，秦其斌只好写检讨罚款。

但无论如何，秦其斌还是让小飞乐按照股份制的形态运作起来了，其历史性的价值不言而喻。

邓小平赠送外宾“小飞乐”

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率领的美国证券代表团。

其时，凡尔霖还给邓小平带来了两件特殊的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

股票，市场经济的象征，这在中国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长期弃之不用的。因而，邓小平能否接受这两件礼物，凡尔霖心中忐忑不安。

然而，凡尔霖多虑了。

邓小平不仅高兴地收下了他的礼品，而且还将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张股票回赠给凡尔霖。这张“小飞乐”股票成为第一张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凡尔霖先生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国股东。

这一举动在当时及至后来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美谈。

1986年11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手持飞乐音响公司股票到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过户手续

这一非凡举止，即刻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的极大兴趣。《朝日新闻》发表整版评论，声称中国企业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其实，邓小平赠送的不过是一张面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然而，对于凡尔霖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于是，他当即改变行程，直奔上海西康路101号，找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创办人黄贵显，亲自办理了股票转让手续。

存放于纽交所的小飞乐股票和股东卡

黄贵显后来每每提起当时的情形：“我搞了一辈子金融工作。改革开放后，怎样才能搞活金融，全国都在探索。股票、证券，几十年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中国能不能搞，开始我们心中也没底，但一直想试一试。幸好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很支持我们的想法，江泽民同志当时在上海工作，拍板支持我们试一试，这样，才办起了证券公司。飞乐股票发行后，效果很好，但议论很多，我们也经常提心吊胆。小平同志将我们的股票赠送给凡尔霖，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非常激动。凡尔霖也很重视，亲自跑到上海来，找我给他办理了这张股票的正式转让手续。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邓小平倡导与设计的，他一直鼓励人民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了他的支持，改革才能不断地深入发展起来，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最终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