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题材是中国类型小说独有的，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如果真的要起底，恐怕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一书追溯。墨家崇尚“兼爱”、“非攻”，为孤身而战主持正义的游侠提供了理论依据，直接启发了侠客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

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侠客的形象从未间断，李白的《侠客行》、唐传奇《虬髯客列传》都歌颂侠客，崇尚侠道，为成熟的武侠小说积蓄着创作力量。这种积累，直到明清武侠小说达到一个高峰，如人们熟悉的《七侠五义》就是这类小说的翘楚。



上个世纪初，国家陷入内忧外患，战争和饥荒频仍，民不聊生。艰难困苦中的普通民众寄望于国家打败强敌再度崛起，凋敝的社会能够重新恢复生机，“侠客精神”前所未有地被普遍需要和推崇。武侠小说创作借此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不仅涌现了优秀的作品，还产生了作家流派和代际传承。

以创作了《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李寿民）为代表，联合“悲剧侠情派”王度庐、“社会反讽派”宫白羽、“帮会技击派”郑证因、“奇情推理派”朱贞木，共称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

他们的创作基本上奠定了现当代武侠小说的规模和格局，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为代表的当代名家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发力，成就了武侠题材文学创作难以逾越的丰碑。



虽然许多行业都存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传统，但唯独艺术的创作必须别开生面、另辟蹊径。武侠小说的创作被前代作家推向了一个学养与艺术双重的高度，目下的作家假使意图创作新的武侠题材文学作品，也难免会显得单薄。

因此，虽然当下文坛也有凤歌、步非烟、小椴等以武侠为主要创作题材的作家，但他们无论从地域影响力、读者数量以及作品质量上，都无法与金庸、古龙等前辈比肩，更不敢说超越。

以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先生为例，原名查良镛的金庸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浙江海宁，查氏一族世代诗礼传家，金庸先生幼年接受过非常全面的古典文学教育，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厚学养直接滋养作为通俗阅读的武侠小说，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引经据典、朱墨灿然。

此外，金庸年轻时代经历了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远走香港创立《明报》，亲历国家民族的大动荡、大变迁，对历史有深切的体悟，因此落笔武侠世界也能有真正的侠风，对世道人心有所关照。无论是学养和阅历，当下的武侠作家都难忘前辈们的项背，这种情况确实打击了武侠题材的继续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