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是制定和平条约的五个“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家”之一。然而像日本一样，它的欲望被战争的结果所刺激，却没有得到满足；因此在随后的整个时期内，意大利必定像日本和前敌国一样，被列为心怀不满的和“制造麻烦的”国家当中。这种不满情绪成了国际事务中的非常不安定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不满的原因给以一些说明。

首先，意大利像德国一样，在1870年才形成了它现在的政治版图。1848年的意大利半岛仍然分为八个不同的国家，而意大利的统一只是几个热衷于此的人的梦想。19世纪到20世纪，意大利仍然处于骚乱与冒险的青年时期。它还没有养成古老国家的令人尊敬的热爱和平的传统。它只记得它是通过为统一而战斗才赢得了它的统一；因此它仍然指望通过战争去扩大它的权势和它的领土。如果问为什么意大利从一开始就不像其他大国那样忠实于国联，那么一个回答就是，如果国际联盟在19世纪就存在，而且如果它的盟约得到遵守，那么意大利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

意大利半岛

其次，意大利的不满存在特殊原因。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协约国的时候向协约国勒索给它的价码。根据伦敦密约，协约国同意意大利将在和平安排中从奥地利获得由德意志人居住的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和它的腹地、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这里（除了的里雅斯特城之外）主要由斯拉夫人居住。这笔交易明目张胆地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这个原则是1918年由威尔逊总统提出并为其他协约国所接受而作为和平的基础的。威尔逊拒绝承认伦敦密约。法国和英国在忠诚于威尔逊的原则和忠诚于它们的签字之间存在分歧；于是在和平会议上便发生了长期的争吵。威尔逊对南蒂罗尔让了步，以牺牲一个敌国为代价做成了对那个地区的交易。

但是他对新的南斯拉夫国家作为竞争对手而提出要求的那个地区 是无情而不妥协的。由于意大利将它的要求扩大到阜姆从而破坏了它自己原来的要求，因为伦敦条约并没有同意把阜姆让给它；当这个要求在巴黎遭到拒绝后，1919年9月一支非官方的意大利军队在诗人邓南遮的率领下，并且是在意大利政府佯装不知情的缄默情况下夺取了阜姆。1920年初，协约国不再管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争端之事，而是让两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双方的谈判拖延了几年并经历了许多阶段。法国因支持南斯拉夫而招致了意大利的深深仇恨。直到1924年才达成了最后的协定。意大利把除了扎拉港（Zara）以外的整个达尔马提亚海岸让给南斯拉夫，而在其他地方，它获得了比伦敦密约有利得多的让步，包括拥有阜姆城。

邓南遮

与此同时，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在此之前它们的关系已经在慢性恶化——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争端。1913年阿尔巴尼亚就被承认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战争期间它陷入了全面的混乱。根据伦敦条约，同意意大利将获得法罗那港并将负责指导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到战争结束时意大利几乎已经占领了整个阿尔巴尼亚。但是无论是面临来自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反对还是面临来自南斯拉夫人的反对，意大利人都不可能保持这种占领，南斯拉夫人把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东海岸的军事存在视为对他们自己安全的威胁。1920年意大利的军队撤退了，而阿尔巴尼亚则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入国际联盟。

但是仍然存在一个微妙的问题。作为意大利放弃它在伦敦条约中的利益，它要求协约国承认它在阿尔巴尼亚事务中的“特殊地位”。1921年11月，在巴黎接替协约国最高委员会的协约国大使会议，作为协约国政府的主要机构，通过了一项解决方案，其中宣布，一旦出现任何对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威胁，英国、法国和日本政府将指示它们在国联行政院的代表，建议把维持这个国家独立的任务委托给意大利。无论如何，这个决议即使在形式上也不具有实际意义。这的确是一件荒谬的事。因为唯一可能威胁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大国就是意大利自己。但是意大利将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它有权干涉阿尔巴尼亚的事务并把任何其他国家排除在外；于是这种声称的权力就成了南斯拉夫经常不断的愤怒和担忧的根源。

阿尔巴尼亚

伦敦条约的第三款也使意大利产生不满，并助长了它的那种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其盟国的公正对待的情绪。该条款规定，一旦英国和法国以牺牲德国而增加了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意大利也将获得公平的补偿，办法是在它现有的非洲殖民地和毗邻的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之间做出有利于意大利的调整。这种承诺相当含糊，并为解释它留下了很大余地。直到1924年意大利和英国之间才达成了一个协定；在履行该协定规定的义务的过程中，朱巴兰的领土从英国的殖民地肯尼亚转让给了意大利的索马里兰。事实证明意大利和法国之间达成协定是困难得多的。1919年根据伦敦条约第三款在北非的边界修改并没有使意大利的广泛要求得到满足；而且意大利的不满一直持续到1935年，那时在法—意关系中又注入了另一个有害的因素。

签订伦敦条约

1922年10月，当时意大利—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尚未解决，而意大利的政府形式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它的民主政权由于未能维护国内秩序而丧失了威信，并被法西斯党所推翻；于是意大利在法西斯党的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的个人独裁统治下度过了20多年。这个事件具有两方面的国际影响。从民主向独裁的变化很快就被其他几个欧洲国家所效仿，第一个效仿的就是西班牙；而墨索里尼的上台也预示着一种更具侵略性的意大利外交政策。无休止的不满情绪曾经是战后民主制的意大利外交政策的特征。而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在意大利决心利用其他大国的需要和困境为意大利自己牟取利益方面，这种不满则变得更加野心勃勃，更加一意孤行，更加为自己打算。墨索里尼很快就让欧洲尝到了他的本事。

本尼托·墨索里尼

1923年8月，希腊的暴徒打死了划定阿尔巴尼亚与希腊边界委员会中的意大利代表和他的三个助手。意大利的舰队立即炮轰了科孚岛，打死了几个平民并占领了该岛，还要求赔偿损失——这一要求得到了在巴黎的大使会议的支持。希腊完全被吓坏了，而且由于首相文尼泽洛斯的倒台，希腊在欧洲没有一个朋友，于是便贸然地同时将此事诉诸国际联盟和大使会议。这种裁决机构的不一致使墨索里尼能够宣布他不承认国际联盟的司法权。后来通过私下的谈判达成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在设于海牙的国际常设法院就意大利要求的合理性进行裁决期间，希腊将把5000万里拉的保证金交由该法院保管。

但是，在最后时刻意大利政府拒绝了这种解决办法；而希腊在大使会议的压力下，被迫把这笔赔偿直接支付给了意大利。这些行为显示出来的意义在于：协约国政府并不准备通过国联或其他途径对它们的一个伙伴提起诉讼以保卫一个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