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古今中外的大师往往都是扎堆出现的，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唐朝的诗人，宋代的词人，欧阳修身边的文人，民国初年的大师，古希腊的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阿根廷的数学家，波尔的学生...这些人才创造的经典，有的跨越千年，成为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人才爆发背后的原因不难发觉，那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非常特殊。

今天我们所讲的西南联大也是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每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都渴望用一腔热血保卫国家，渴望去为国分忧，正是在这股爱国情怀的原动力下，促使当时的学生发奋学习，教师不拘一格，倾其所有的教导学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号召“一面抗战，一面建国”，这是一个正确而又艰难的方针。抗战已经耗尽了黄金十年积累的那一点微薄的积蓄，在这日益困窘的境况下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教育资金确实很难。但这在之后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抗日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学子，不管是跟随国民党退居台湾，还是留在中国内陆，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为建国贡献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西迁路上的联大师生

1937年7月7日发生七七事变，随后日军攻占北平、天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之后不到一个月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便接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要求三校迁往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西迁之路，其中的艰辛不用言说。同年11月1日，这三所国立大学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仅一个月后，日军在长江沿线步步紧逼的态势，随时会进攻长沙，联大师生们以两路继续西迁，一路翻山越岭3600公里，一路抵达沿海，乘坐海船西退。在1938年2月迁入云南昆明，同年4月2日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课，至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设立时间共8年整。期间，就读学生不过8000人，毕业学生2000余人，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三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刘东生、叶笃正，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邓稼先、王希季，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科学、教育、新闻、出版、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西南联大校友成为业务和政治骨干。在台湾和海外，有重大成就的联大校友，也不乏其人。

冯友兰手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联大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在西南联大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梁思成夫妇来到昆明后，梅贻琦请梁思成为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欣然应允，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然而当梅贻琦看到后，苦笑着否定了这套方案，因为没钱，当时军费都紧张，不会有多余的钱拿来盖校舍。梁思成只好修改方案，这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平房最后变成了茅草房。修改到最后一稿，梁思成都哭了，哭的好伤心，并不是为他的方案被否，而是为了这个国家。半年以后，在原先空荡荡的校园里起了一座座低矮的茅草舍，西南联大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最艰难的八年。

梁思成屈才盖茅草房

西南联大虽然没有高楼，但是大师的质量确实无与伦比的，而且用人不拘一格。让我们先来管窥一下西南联大彼时的师资。在历史系任教的教师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鋐和钱穆；哲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贺麟；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杨振声；外语系有梁实秋、钱钟书、吴宓、王佐良；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李卓敏、赵迺抟、秦瓒；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王化成、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法律学系有燕树棠、蔡枢衡、费青；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灿若星河，不可具表。

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因此“自由”和“严格”成为联大的鲜明性格。

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从课程设计到导师，但学校规定，文法学院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学科，而不论文理工，所有的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联大提倡师生平等对话，启发式教学，允许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当时每个学年开始，教务处公布全部课程，大量的课程单把好几面墙都贴满了。学生一连几天都在课程单面前挤来挤去，记下自己要选的，想听的课程，学生跨系听课蔚然成风。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联大课程的另一大特色是，老师可以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或基于国际学术新动向而开课。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使是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专业课，也能坚持下去。著名古典文学家季镇淮曾在1942年暑假后选修过朱自清讲授“文辞研究”这门课程：“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八年，近八千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联大师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但是在物质生活上确实一贫如洗。

吴大猷是西南联大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东西方许多物理学家们在走上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时，常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从未去过斯德哥尔摩的东方物理大师。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可以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这位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着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终生伴侣。然而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买牛肉熬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得知此事很感动，常常将一些牛骨头替他留着。

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校长夫人韩咏华想找份工作，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校长的梅贻琦，不肯利用职权为妻子谋利。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咏华，你做的米糕，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门卖米糕算了。”袁复礼教授的夫人也点头赞成。三人真的做起了卖米糕的生意。韩咏华说：“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我们何苦受这份罪。这糕叫定胜糕，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们瑞在糕上写点字吧。”袁复礼夫人总有办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夫人们自己提着篮子到街上叫卖。

定胜糕在昆明街头销路很好。开始的时候，韩咏华不愿别人知道她是西南联大校长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镜，脱下旗袍，换上从农民手里买来的蓝布装。可白皙的皮肤、鼻梁两侧深陷下去的眼镜凹印，还有那明显带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话，都瞒不了人。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1938年，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在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他到西南联大教学系任教，刚开始，一家六口人与闻一多一家八口人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后来因为实在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上面。

数学大师华罗庚以其惊人的毅力，每天晚上拖着残腿，跋涉十几里地回家，伏案于牛圈的楼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老牛在柱子上擦痒痒，常常搞得整个楼棚地动山摇，人坐在楼棚上，那感受就象喝醉了酒一般。蚊子成群的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数学题。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7年间，华罗庚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难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正是在这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联大25位担任系主任的教授，毅然拒绝接受特别办公费，真是高风亮节！

西南联大的师生在困境中不折不挠，以自由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气凛然的气节，完成一个伟大的壮举。今天的我们也不必对现在的大学感伤，西南联大是那个时代下的产物，不是今天的清华、北大、南开或者云南师大中的任何一所，它就是西南联大，它承载的是当时时代下，中国有志青年为祖国救亡图存下的不懈奋斗史，一如联大校歌所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梅贻琦宣布联大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