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需要法治来约束的，当整个社会对违法行为视若无睹并引以为荣时，这些行为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的社会潜规则，最终，必然造成整个社会黑白颠倒的现象，公平公正也会化为泡影。倘若，我们的社会变成这个样子，那真的是无法想象了。

清朝咸丰八年，正逢都城北京乡试，主考官是一品大学士，蒙古旗人柏葰，副主考官是户部尚书和左副御史，可见，朝廷对科举考试的重视。考试第一天，就传有谣言在考场的大堂有大头鬼出现，大头鬼的出现一般都暗示着会有大案发生。

发榜那日，考生中一片唏嘘之声，那么，为何会引起轩然大波呢？因为，前十名的名单中有一位旗人平龄，此人是一位在京剧圈唱戏的小有名气的票友，众人都质疑，为何一位优伶能高中举人？后来，御史向咸丰皇帝上奏，举报这次考试有舞弊行为，并特意说到这位叫平龄的人。

当时的科举考试规定：所有考生一律用墨笔书写试卷，然后，统一由相关人员抄送给考官批改。这是为了防止考生在笔迹中动手脚用来舞弊，而平龄的试卷有可能就是被篡改了，之后，皇帝命怡亲王等人彻查此事，这就是“戊午科考案”的开端。

平龄不久便死于狱中，重新检查过平龄的试卷，发现他的墨卷并不齐全，后来，这次考试所有的试卷都被要求重新检查，并且，发现几十本的试卷都有错误，一位中举考生的试卷中竟然也有三百多字的错误。

咸丰皇帝大怒，立即将所有的主考官革职。但是，更为讽刺的是，在这次乡试结束后的九月，柏葰竟然升职为一品军机大臣。

后来，随着案情的深入调查，发现了柏葰卷入舞弊的证据，有位叫罗鸿绎的考生通过层层贿赂使得柏葰同意并帮助他舞弊。咸丰九月，有大臣向皇帝汇报此事，并提出要治柏葰重罪。但是，作为咸丰皇帝的爱臣，皇帝有意为他开脱。

但此时，满朝大臣无一“附和”，户部尚书更是据理力争，并说：“科举是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不应该在这上面动手脚。必须严格执法，才能让后人引以为戒，必须将柏葰斩首才能以儆效尤。”咸丰皇帝虽然痛心，情理可原但是法理不容，最终，同意将柏葰问斩了。

并且，随同此案一同涉事的官员也一起都被斩首，此事轰动朝野。因为，从清朝起，正一品官员很少有被公开斩首的案例，就连罪大恶极的贪官和珅也是被赐自尽。案发后，柏葰甚至备好了行李，认为皇帝也只是会将他发配边疆而已，没想到，最后竟然是被判斩首。

至此，这场“戊午科考案”并没有因为这四人被杀而结束，案情还在发展。

之前，浦安曾经说：“烧毁过请托者条子的副主考官程庭桂也被捕入狱，并招认了他的儿子接到过几位高干子弟转送的请托条，其中，也包括了参与审查此案件的兵部尚书的儿子。”那么，何为请托条？

清人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这样定义“请托条”：“条子者，裁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文字，以为记验。… …凡意欲所取者，凭条索之，百不失一。”之后，咸丰帝将这些涉事者全部问斩。但是，念及副主考官程庭桂是两朝元老，格外开恩将程庭桂发配边疆，儿子程炳采问斩，案中涉及的七位请托者也全部发配边疆。

戊午科考案就此了结。这次科场舞弊案与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并列清朝三大科场舞弊案。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几宗最大、最惨烈的科场舞弊案，都发生在制度最细密的有清一朝，而登峰造极者，莫过于咸丰八年的这一场戊午科考大案。

顺治、康熙年间凡是涉及舞弊的考官都被问斩，但是，到了道光年间，官员们都秉持着“少说话”的原则，也没有人敢评论时政。

因为，官员的庸碌度日，社会难免出现了腐败风气，科场自然也会腐败，走后门的事络绎不绝。考官也全然忘记这种事情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不因收到条子为耻，反引以为荣，在选拔国家人才的科举之事上竟然如此敷衍，社会还如何有法治可言。

咸丰皇帝继位后，整顿道光时期的腐败风气，并严格处理科场案，将涉及舞弊的当朝重臣公开问斩。这对于那些一心想搞腐败的官员来说是一记警醒，此后，科举考试的风气彻底扭转，无人再敢以身试法了。

戊午科考案不只是一个典故，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有法不依、漠视法律制度的歪风邪气，人们也一味纵容着这些风气。作为皇帝赏识的大臣，朝廷的一品官员，柏葰为了别人贿赂他的十六两银子而丢了性命。他或许不是贪图这十几两银子，只是因为人情世故而同意调换试卷。

甚至，他觉得这些行为没有什么不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柏葰也只是这种腐败风气下的替罪羊而已。当一个社会麻木不仁的开始纵容这种腐败的风气，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公平公正荡然无存了。《清史稿》对此事做出正面评论“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

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一位身在山西的举人刘大鹏听闻后顿感“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可以说，这种巨大的失落感则是来自于普通人对科举制度的依赖与热望。

来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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