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广州白云山东坡有一条有南流的山涧，涧里生菖蒲草，所以叫“蒲涧”。蒲涧溪水沿涧南流到小钵孟岗，西折流入甘溪，由大钵孟岗北流入双燕塘北的横坑口，再流入长腰岭、金钟塘（即上塘、下塘）。“蒲涧”可以说是广州老城区（现越秀区）几乎所有的水道的源头。

蒲涧在峡谷内林荫深处渗出，从磐石流过，水质清冽味甘。古代把其成为“甘溪”。2000年4月，位于西湖路的光明广场大楼在施工时，发掘到了一段段埋藏于地下的大木桩。经过考古学家们判定，这便是南越国国水闸遗迹，据推测，这里应该是甘溪汇入珠江的出口。

有文物专家大胆推测，这处水闸极可能是南越国都城南边的“水关”，当时的人过珠江，从南面要进城市中，都要经过这道关卡。

这个“水关”的出土为人们了解汉代广州城区的防洪设施以及两汉时期城址的布局、结构及南城墙的位置坐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最让国内外的考古学家们惊讶的是，南越国水闸在建闸材料的选择、松软地基的管理、技术线路的处理、总体布置、泄流处理、闸室稳定处理等方面，都与我们今天的建闸标准和要求基本相符。由此可见，当年，广州实实在在是一座“水城”，人们对水的需求、水的利用，以及水的管理，都达到了相当到的水平。

汉代，广州城濒临的珠江，受海的影响，水质咸苦，不堪饮用。而甘甜可口的甘溪是广州城居民饮用水的主要来源。

三国东吴赤乌十一年（248年），东吴的交州刺史陆胤到广州后，发现“州治临海，海流秋咸”，人民生活深受困扰，这位吴国名臣陆逊后人决心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于是动员民众整修水利。他在越秀上山脚，今天越秀公园的一带，挖湖建塘蓄水，又开凿河渠，让甘溪水流入这个名叫“甘泉池”的蓄水湖，方便市民在珠江秋冬枯水期都有清甜河溪水饮用，这解决了困扰广州人的最大民生问题。

“甘泉湖”是广州最早的水利工程建设。唐朝会昌年间，时任广州节使的卢钧继续疏浚甘溪，利用船只航行，又在两岸广植树木，使之成为踏青旅游的好地方。

甘溪主流入越秀山后称文溪，注入菊湖后分为两支，西为文溪支流向西南流经今大石街、省政府大院折向华宁里、卫边街，流入西湖（今教育路、南方戏院、流水井、西湖路一带至南朝街、仙湖街）。出城其东文溪主流南下仍叫文溪，由小北路直入旧仓巷、长塘街流向珠江。

文溪下游，唐代称“东澳”，是船只可泊之地点。番山（今中山图书馆北）东即文溪所在。现今文德路东当时为宽广的文溪出口河湾地点，唐代成为可以航行的水道，于是，此前主要是饮用的文溪便成为了交通要道。

文溪在宋代后还有一个功能——盐道，其在广东、广西两地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盐，是宋代朝廷最重要的财政收入，广东沿海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热带、亚热带气候，气温高，蒸发量大，海水盐分高；海岸线漫长，且多沙质海岸和滩涂，有利于盐业生产。此外，广东还拥有我国最丰富的煎盐薪柴资源，有良好的制卤条件，所以，在宋代，广东是盐业的重要产地之一。

文溪水道更是当时广东盐业运盐的主要通道。许多人因为现在仓边路一带多为司法机关，便以为“仓边路”是因为这里“狱仓”多而得名，实情并非如此。当年，仓边路就在文溪岸边，因为方便运输，所以广设盐仓，成为宋代广南路的盐仓地点，所以这里至今保留“仓边路”“旧仓巷”的街巷名。管理盐务工作的办事机构叫“提举广南路盐事司”，掌管两广地区的解盐销售，设在文溪口的盐司街上（即现在贤思街）。

直到国民的广东盐务处也设在文明路上。可以想见，当年文溪各地盐船汇聚穿梭；各路客商云集；码头上车马喧闹；白花花的盐巴进进出出是何等的繁华。

岁月无情，文溪慢慢淤塞，到清代文溪基本断流。明成化三年（1467年） ，总督韩雍另凿广州区的东濠涌北段，在今小北路北园酒家处，向东南斜引文溪水导入东濠涌，流向珠江。文溪断流后，其原河道至明末清初已淤塞成为“长塘”“大塘”。文溪涸后残迹，成为了六脉渠之一，清代成为左二脉渠，文溪桥也改为明月桥。

早在明朝时代，已发现广州城区有丰富的地下水资源，所以文溪改道断流后，并没有影响广州城的居民生活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