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乡村治理史。中国王朝的更替兴衰无不与乡村治理息息相关，原因很简单，中国几千年来就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乡村治理的有效与否，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命运。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对农民力量的描述。虽然在历次更替中，农民往往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这股力量一旦暴发对一个王朝来说是致命的。

毛泽东一生饱读诗古，遍阅史籍，对此自然了然于胸。他早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就常与蔡和森“指点江山”，纵论古今天下大事。那时，毛泽东虽然出身于农家，可他还是一个正宗的儒家学子，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深受崇尚墨家学术的蔡和森影响，毛泽东关注农村问题、建立新式农村的情怀在那时就开始萌生。毕竟那时书生意气正浓，毛泽东对中国农村构思了一幅理想的“新村”蓝图：“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数，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在当时，这是一种梦幻般的理想追求，是一种前无古人无旁无榜样的社会改造情怀。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毛泽东对这个理想是非常执著的，历经革命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理想一直未曾淡去。

后来蔡和森等杨昌济的门生大量前往欧洲留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时，毛泽东留了下来，他要更为深切而系统的了解中国，研究中国。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二件事最为急迫：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的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二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毛泽东也就此正式地开始对农民农村问题的深入调查了解。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留洋归来的共产党人把精力倾注于工人运动之时，毛泽东却另辟蹊径，作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动了秋收起义。这不是灵光显现，这是毛泽东多年来对中国农村深入了解研究思考的厚积薄发。

建国前的毛泽东长期与农民农村相处，农村问题的治理对国家的重要性，毛泽东是有着透澈的理解。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把共产主义理想与对中国农村的改造结合起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富足就是毛泽东自然的应有之义了。然而如何实践，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

恰好在此时，七里营人民公社诞生了，这人民自发组织的。

七里营位于河南新乡，过去是南碱东沙，北粘西洼，怕旱怕涝，粮棉产量低。解放后，为了根除旱涝灾害，在七里营中心乡党委的领导下，广大社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以愚公移山的毅力，顶风冒雪，日夜苦干。“抢晴天抓阴天，牛毛细雨是好天，气灯底下当白天。”“地冻三尺，雪下一丈，完不成任务，决不下战场。”仅仅一个春天，全乡就挖了两条大排水渠和许多田间小水道。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积肥、生产活动，建立了许多专业组，设计制造了许多的新式农具。当时，规模较大的七里营高级社，显示出了比小社更大的优越性。例如社里买了三部拖拉机，兴办了小工厂，设立了红专学校，敬老院，幼儿园。办了商业，健全了民兵组织，其他业务也发展的较快。七里营高级社已经孕育着一个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的新型的组织雏形了。但同样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比如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由于乡界，社界，村界的不同，经济利益的不同，灌排设施不能整齐划一、合理修建；已修建的也存在深浅不一，宽窄各异，造成灌溉效果极不理想；成立各种专业组所需要的人才分散在各个村社，无法形成力量。怎么办？

而就在此同时，七里营周边村社对七里营社的发展看在眼里，为啥七里营能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经过讨论，一个新的思想认识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心中形成：“还是办大社有前途！”，杨屯支部书记对七里营干部丁先荣说：“要搞联社，咱们全村第一个参加。”；余庄支部书记说：“咱们两家是隔壁邻居，你们展翅高飞，可不能把俺们落下啊。”；张大庄的干部再三叮嘱七里营的同志：“要办大社，千万给俺打个招呼啊！”

经过二个多月的酝酿，七里营与周边村社于1958年春天，决定成立大社。大社叫什么名字？“大社”、“联社”、“红旗联社”、“联合农庄”？最后有人从“巴黎公社”中得到启发，主张成立“人民公社”。1958年8月4日的早晨，大社门前挂出了一个崭新的牌子【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到今天，到底是谁给出的这个名字，已经不再可考，但可以确证无疑的是，人民公社从形式到组织，到名称，都是在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的。想想小岗村今天名扬四海，而同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七里营却默默无闻，让人不胜唏嘘。

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诞生，其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以及红专学校，敬老院，幼儿园，社办商业，社办专业组，民兵组织……这恰合了毛泽东年青时的梦想。七里营人民公社的诞生，解决了毛泽东改造中国农村的实践难题。就在人民公社成立的三天后，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就来到了七里营人民公社，仔细而全面的考察了社情民风。那高涨的生产热情，耳目一新的社会面貌，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后，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兵学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1958年8月29日，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会后一个多月，全国除西藏外均实现人民公社化。

时至今日，人民公社仍然充满争议，有否定的，有肯定的，而且是否定的力量占上风。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有益的农村治理实践，不宜全盘否定。全国人民公社化，在初期确实产生了激进的共产风，引起较大范围的农民的不满，或消极怠工，或暗中阻扰，或故意破坏，种种情况都有存在。这与当时极左激进的社会大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比如，农村人民公社的家庭副业与自留地。1955年11月9日颁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里就明确规定社员有“在不妨碍参加合作社劳动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的权利，并允许社员有小块自留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5％”，1956年把自留地提到高了10%。然而在当时一大二公的建社风潮中，很多地方把自留地视为资产阶级的尾巴而没收了。

再如，部分地方认为愈公愈纯，要求收缴农民自养的猪鸭鸡鹅，甚至箱子柜子；把农民的房基林木及其他生产资料全部充为公有。

而这些举措与中央当时的政策是不相符的。这些举措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极大的伤害，消极怠工也就是非常正常之事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农民把家禽家畜全部宰杀进行变相抵制的事情。为纠正这种激进风潮，中央迫不得已于1959年5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规定应当把80-90％的猪“放到承包单位与私人喂养”同时“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同一天还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以解决“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

人民公社化，是共产党期望使共产主义理想与对传统中国农村改造相结合的一次偿试，没有经验可循，不出问题才怪。但纵观整个人民公社史，基本上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出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人民公社存在的二十年，在中国农村修建了数不胜数的山塘水库，灌排系统；修建与开拓了大量的水田耕地；建立了广泛存在的集体企业；统购统销解决了中国打造工业化底子急需要的钱粮物，为中国打造工业化的底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不容抹煞的。

（70年代的水利设施——渡槽）

还有在当时并不显眼，但今天弥足珍贵的农村风气面貌。在70年末，农村虽然贫穷，但人们精神勃发向上，积极健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精神财富在很多地方一直造福到了90年代末。

然而在今天，很多文人与媒体谈起人民公社时，往往是大力鞭笞。有人说人民公社制的农村严重的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可他们又当如何解释今天农村的荒败与三农问题的产生呢？大包干之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难道仅仅是一分就灵吗？只怕与农药化肥以及新种子的普及是息息相关的，更是与人民公社时留下的农田水利设施密不可分的。

这些文人媒体选取关注的节点，往往是问题产生之时，却从来没有去关注问题解决的方式，过程，结果。这是一种片面传播。有人说人民公社是毛泽东的盲目乐观主义，有人说这是毛泽东的精神乌托邦，进而对此大加讽刺。可现实却是对这些人打了脸，看看中国这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看看今天日趋荒颓的农村精神面貌；再看看分田到户之后大面积的田土荒芜；看看宗族宗教势力在农村的蔓延与黑恶势力的重生……这无不证明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存在的积极意义。

现在的中国，农村与农业人口占比大为降低，可至今仍有6.5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解决这部分人的发展与前途，责任重大。重建文明乡风，树立积极的农村生态，也许在关键时候，会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三农问题如何解决，人民公社的历程应当有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今天是中央作出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决定六十周年纪念日，这一段历史值得好好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