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统治者大力发展佛教，不仅广建寺庙传经授经，而且积极翻译佛经。西夏前期就不断地从宋朝求取大藏经，并开始用西夏文进行翻译。先翻译汉文佛经后翻译藏文佛经，规模庞大，对西夏佛教的传播及整个西夏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西夏亦多次刻印汉文大藏经和辑录汉文佛经，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又将藏文佛经译为西夏文和汉文，几种文字的佛经同时流传于西夏境内，《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中即载“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佛经及大乘经典”，考古发现和少量传世文献也证明西夏境内有西夏（番）、汉、藏（西番）三种文字的佛教经典流传，昭示着西夏佛教的繁荣与民族宗教政策的宽容。

佛经

西夏统治者在1038年建国前即十分重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积极向中原宋王朝求取佛经，并且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翻译经文，为佛教在西夏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夏向宋朝的赎经活动主要集中在西夏前期，西夏为了弘扬佛教，曾先后六次向中原王朝求取佛经。西夏建国前李德明时期就十分注重与宋朝的佛教关系往来，西夏的第一次赎经活动即发生在李德明时期，如前文所述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李德明派遣使臣向宋朝献马七十匹求赐佛经一藏，宋朝答应了李德明的请求。

李德明，石像

这次求经开创了向宋朝的赎经之路，对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二次求经是在李元昊时期。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己巳，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这一次赎经活动与李德明时期仅隔四年，可见元昊于建国前夕渴望发展佛教的迫切心情。元昊去世后，没藏氏于天祐垂圣元年（1050）因贮藏中国所赐大藏经而大规模修建承天寺，此承天寺所藏之经当有德明或元昊时期所求的佛经。西夏第三次求经是承天寺建成当年即宋至和二年（1055），是年“赐夏国大藏经。没藏氏因阿讹等还，感‘中国’恩，遣使入贡。仁宗赐大藏经为之”。阿讹乃绥州蕃族，投归宋朝，仁宗为避免边界出事，将其归还西夏。

李元昊，石像

由是西夏派遣使臣致谢，宋朝赠其大藏经一部。第四次赎经发生在谅祚都元年（1057），宋仁宗再次赐佛经于西夏，并颁布诏书！西夏的第五次求经是谅祚亲政后的第二年，即都六年（1062）。宋仁宗于嘉祐七年给西夏的诏书称：“诏夏国主：省所奏‘请赎佛经大藏、签牌、经帙等，欲乞特降睿旨，印造灵文，以俟至时幸垂给赐，所有旧例纸墨工值马七十匹，续俱进止以闻。’事具悉……喜观心于法境，愿绎经于秘文……其请赎经文，已指挥印经院印造，候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

大藏经

西夏的最后一次求经活动是在秉常时期。宋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秉常“遣使进马赎大藏经，诏赐之，而还其马”。宋神宗“诏夏国主：省所奏‘乞收赎释典一大藏并签、帙复帕，前后新旧翻译经文，惟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点勘，无止脱漏，卷目所有，印造装成，纸墨工直，并依例进马七十匹，聊虫资费，早赐，近年宣给。’事具悉……所请赎经文，已指挥印经所，应有经本并如法印造、给赐，令保安军移牒宥州，差人于界首交割，至可领也，所有马七十匹，更不用进来”。向中原求取佛经是西夏传播佛教、翻译西夏文大藏经的前提和基础，藉由这一契机，佛教在西夏境内迅速发展并臻至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