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部分韩国人对红面长髯、赤兔坐骑、手握青龙偃月刀的关羽有着无比的亲近感。崇尚关羽并将之称为“关帝”，是壬辰倭乱时期明朝传至朝鲜的新的信仰。明朝神宗皇帝认为，关羽显灵帮助朝鲜在壬辰倭乱中取得了胜利。日军败退后第二年（1599），明朝向朝鲜赠送了匾额。朝鲜政府在汉城东大门外开始修建比南庙规模更大的东关王庙（东庙）。

不同于南庙的是，与工程有关的兵役、劳役均由政府承担，尽管当时有所顾虑，担心东庙工程加重百姓之负担，朝鲜政府还是果断启动了东庙工程并于1601年竣工。东庙祠堂的中央有比南庙更大的关羽塑像，关羽像两侧是关羽的养子关平与关羽的爱将周仓。东庙的建筑样式不同于朝鲜其他的建筑，它仿效了中国祠堂与众不同的建筑样式。此后，东庙成为明朝使臣来朝鲜时的必经参拜之地，朝鲜的历代国王在建筑的修缮方面也倾注了不少心力。

如上所述，在神化并崇拜关羽的明朝将帅影响下，关帝信仰传入朝鲜并在壬辰倭乱时以拯救朝鲜的武神形象扎根于朝鲜社会。关羽不仅象征着忠义，此后也渐渐作为道教的关圣帝君成为民间信仰与崇拜的对象。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与关帝信仰初期传入朝鲜社会的情况不同，17世纪后半期，平民百姓在信仰与崇拜中将关羽视为某种神妙能力的存在。与朝鲜社会对阳明学的态度不同，朝鲜社会对关王庙一直持有肯定的态度。关王庙的修建与《三国志演义》在朝鲜的广泛流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国志演义》在壬辰倭乱后成为深受朝鲜百姓欢迎的读物，关王庙的修建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在中国文化扎根朝鲜的过程中相辅相成。

17世纪《三国志演义》在朝鲜社会颇受欢迎，社会普遍认为，凡不了解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人都应自惭形秽，此后，其内容甚至也出现在科举考试中。在韩国，《三国志演义》普遍被称为《三国志》，《三国志》中三顾茅庐、桃园结义、出师表等典故已融入到韩国语之中，《三国志》在当代韩国依旧备受欢迎。

步入近代以后，朝鲜遭到了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内的外国势力的侵略，陷入了战争的水深火热中。当时，国家主导再次启动关羽祠堂工程。因此在已存的南庙、东庙以及汉城北部、西部新建了关羽祠堂，其他地方也相继增建了很多。当时高宗皇帝（1863—1907在位）积极推动了关羽祠堂的修建，无疑出自对于关羽的信仰，希望关羽能像壬辰倭乱时一样灵验，将朝鲜从灭亡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朝鲜后，关王庙有关祭祀活动被正式废除，关羽信仰从国家主导的信仰变成了一种民间信仰，持续至今。400余年后的今天，格调迥异的东庙依旧存在于汉城且为国家指定的第142号文物。汉城地铁1号线与6号线换乘站东庙站，正是壬辰倭乱时中朝关系的象征。

文学方面，壬辰倭乱后，除《三国志演义》外，《西游记》、《水浒传》也传入了朝鲜，逐渐成为朝鲜的大众化读物，且对朝鲜的文学创作界产生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壬辰倭乱是一个契机，可将朝鲜时代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朝鲜时代后期可谓受中国小说影响的时代，出现了800多种小说创作。如朝鲜最初著名的朝文小说许筠（1569—1618）的《洪吉童传》。《洪吉童传》是批判性地表现壬辰倭乱后朝鲜社会制度矛盾的一部小说。作品通过主人公洪吉童（庶子）的一系列活动，体现了打破嫡庶身份差异、纠改腐败政治体制的改革思想。据悉，《洪吉童传》的创作也直接、间接地受到了《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小说的影响。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壬辰倭乱时，明朝的使臣与将帅对朝鲜的诗赋与书籍等颇感兴趣，也曾收集或索求。通过这些过程，朝鲜的诗歌也曾传入中国。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在朝鲜评价最高的著名女诗人许兰雪轩（1563—1589）。许兰雪轩是许筠的姐姐，死于壬辰倭乱爆发之前。她的诗据说在中国曾颇受欢迎。

壬辰倭乱时曾参战的蓝芳威编纂的《朝鲜古诗》中收有她的诗作25首，《朝鲜诗选》中收录340首诗中也有许兰雪轩的诗作58首，所占比例最大《朝鲜诗选》是1598年曾参加壬辰倭乱的明朝文人吴明济于1600年编集而成的一部诗歌选集——收集了他所感兴趣的朝鲜汉诗。如上所述，中国对朝鲜文化也曾颇为关注，即使在壬辰倭乱的战争旋涡中，两国仍坚持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这些文化在各自国家的历史中，经过了保留、湮灭、融合、变异等诸般过程发展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