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包括从战国初期到五代末期的一千多年的中国史。主编司马光，副手分别有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编书时间历时十九年，从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到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底。书局地点先在首都汴京（今开封），熙宁五年（1072）搬到洛阳（书局在今登封市的嵩阳书院和崇福宫）。

崇福宫

嵩阳书院

成书经过《资治通鉴》原名《通志》，先是司马光自己根据历史编撰的。司马光认为，历代史书都是仿照《史记》的纪传体。纪传体史书难免会有这样的问题：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的传记中多次出现，造成重复；有时为了节省篇幅，有些事件略略带过，放到事件主要相关人传记里说，这又让人看不明白。而且，从《史记》到北宋初期完成的史书，卷帙浩繁，人毕其一生也难以读完，更别说理解了。

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处于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关系着天下苍生的命运。司马光认为，明君是千载难逢的，更多的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是平庸之辈，需要老师的指引和教导。以史为鉴，史书是很好的皇帝教科书。但鉴于上面提过的历代史书的卷帙浩繁，日理万机的皇帝怎么可能通读？所以，整理一部删繁就简的简明通史非常必要。

在英宗朝代，司马光为皇帝讲书，而《通志》可算是他备的课。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向英宗进《通志》八卷。英宗看后，让司马光继续编写《通志》。但司马光提出，这工作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于是，英宗下令成立以司马光为总编修，刘恕、刘攽为同编修的书局。自此，《资治通鉴》由私修（头八卷）变成官修。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继位。十月，司马光奉命赴迩英殿进读《资治通鉴》，神宗因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资治通鉴》作序，还将颖王（神宗登极前为颍王）府邸的书籍三千四百零二卷提供给书局做参考。这样，《通志》改名《资治通鉴》，并得到了神宗的大力支持。

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未果，请求外任。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光知永兴军（西安），离开了首都汴京。第二年四月，又到洛阳任西京留台。在这期间，司马光没有再顾及书局事务，而他的两个助手：刘恕要回家奉养双亲，刘攽因是保守党，被贬出京。书局后来调来范祖禹负责修书工作，但范祖禹年纪轻、资历浅，无力经营。于是给司马光写信，司马光向神宗请求把书局搬到洛阳，神宗同意。熙宁五年（1072） 正月，《资治通鉴》书局迁至洛阳，范祖禹随局来洛。司马光从此专心编书。到元丰七年（1084），司马光六十六岁的时候，《资治通鉴》终于完成。

书局成员书局的编修人员除了司马光之外，先后还有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他的父亲刘涣精研史学，刘恕小时候很聪明，过目成诵，在父亲的影响下，对史学也很感兴趣。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刘恕进士及第。而这年的贡院点检试卷官正好是司马光和范镇，从此二人相识。《资治通鉴》书局成立后，刘恕作为司马光副手进入书局。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刘恕请求到南康监酒税，奉养双亲，遥隶修书局，奉诏在家修书。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冬，刘恕在离开洛阳返家的途中，染了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湿。但他虽然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元丰元年（1078），刘恕去世。

在《资治通鉴》这部书中，刘恕负责从三国到南北朝的部分以及五代史的长编，另外还著有《五代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在《资治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刘恕也最受倚重。司马光遇到纷杂难治的史实，多由刘恕处理。至于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编修断限等问题，司马光都和他进行过专门的讨论。他实际是修书局的二把手，司马光认为刘恕“功力最多”。

刘攽(bān,1023～1089)，字贡父。庆历六年(1046)，刘攽和哥哥刘敞同时进士及第。刘攽和刘敞齐名，均学识渊博，与刘敞之子刘奉世被称为“墨庄三刘”。他在州县做了20多年的地方官，才被调到中央做国子监直讲。司马光成立书局时，刘攽进入司马光的修书局，负责汉史长编。熙宁三年（1070），因论新法不便以及考试开封举人时与同院官争执，被贬为泰州通判，离开了书局。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人，是司马光的同年兼好友范镇的侄孙。熙宁三年（1070）刘攽离开书局后，范祖禹被调来接替他，主要负责唐史长编。但不久刘恕回家乡奉养双亲，司马光也因反对变法出京，范祖禹只得临时主持书局。但他年纪轻、资历浅，无力支撑书局。一年后，他给司马光写信，司马光向神宗请求把书局搬到洛阳，神宗同意。熙宁五年（1072） 正月，《资治通鉴》书局迁至洛阳，范祖禹也随同书局来到洛阳。之后的十几年里，范祖禹一直在登封书局专心修书，而无心仕途。

司马康（1050～1090），是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的儿子，因为司马光无子，被过继给司马光。在司马光编书的过程中，司马康应该一直在帮忙。元丰元年（1078）刘恕去世后，司马康正式进入书局做校对工作。

在《资治通鉴》完成后，刊刻之前，司马康和黄庭坚一起负责校订工作，因为当时司马光病重，所以校订工作实际由黄庭坚一人完成。黄庭坚校订了一年的时间，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十四日，在司马光去世一个半月后，《资治通鉴》送杭州镂版。

修书程序在修书之初，司马光和刘恕经讨论，设计了科学的编写程序。共三道：第一道编丛目，第二道编长编，第三道定稿。（一）丛目：是以年月日为顺序的史料索引，经过这道工序，使所有史料都按年月日顺序得到了整理。（二）长编：是最详尽的编年史，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需要按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编写。（三）定稿：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去冗，修辞润色。丛目和长编两部分工作由司马光的助手刘恕、刘攽和范祖禹承担，而他本人则承担定稿。

这个程序用通俗的话叙述就是：先按年月日列条目，哪年哪月发生过什么事，记在条目之下；再从各种史料——正史、杂史、小说、文集、笔记——中摘取事件的详细内容，不管重复与否，也不管正确与讹谬，全都扔到年月日的条目下；最后定稿，就要在长编中取舍、考订史料了。《通鉴》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共达五六百万字，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内，各种史籍的文风和语言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因他一人精心写作，统一修辞，读起来就毫无杂糅之感。这是《通鉴》的一大优点，也是一人定稿的好处。

《资治通鉴》的特点一、广泛采集史料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不光采取正史的史料，还广泛援引杂史、小说、文集、笔记中记载的史料。当时司马光采用的部分书籍，现在已不复存在了。《通鉴》引用了多少书？当时有正史十九部，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档案中的皇帝《实录》和臣僚奏议，另有杂史三百余种。《通鉴》就是从总计六七千万字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陶冶出来的。

二、纪年不尊正统

古代是用政权的年号纪年的，而历代政权有正统与非正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非正统的政权不应该被承认，写史也不应该采用它的年号（欧阳修就坚持正统论）。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三国时，史学家以刘备建立的蜀汉为正统，而视曹魏政权为非正统；但蜀汉灭亡后（263年），曹魏政权又存在了几年（266年灭亡），才被正统的西晋取代。这中间的几年，如果坚持正统论，就无法纪年了。司马光原来也想坚持正统论，但经刘恕劝说后，抛弃了这种做法。

三、抛弃春秋笔法

孔子修《春秋》时，把非礼的即非奉王命的重大政治军事行动删去，叫作“不书”。后代史学家也有很多模仿春秋笔法的。显而易见，如果做等于扭曲历史。司马光和刘恕从忠于历史的观点出发，达成共识：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对各国不论“华夷仁暴，大小强弱”，不分正统与僭伪，都一视同仁。

《资治通鉴》的后续影响一、对史学的影响

《资治通鉴》之前的史书，除了《春秋》/《左传》（我弄不懂两者关系）是编年体之外，其他正史都仿照《史记》，为纪传体。《资治通鉴》的编写，等于重新开了编年体史书的先河。之后有史学家仿照《资治通鉴》续作编年体史书，影响较大的有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

二、对世人的影响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初衷，就是给皇帝看的，希望皇帝以史为鉴。因此，此后历代的帝王臣子无不把《资治通鉴》作为必读书，从中汲取从政之道。对普通世人来说，从书中各色人物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中，照样可以汲取人生的经验和教训。《资治通鉴》和《史记》被称作“史学双璧”，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产。它们如两盏明灯，在我们摸索前行的人生路上，远远地投来一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