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中原大地战火不灭，各个诸侯大国为争得天下霸主，而不断的想尽一切办法强大自己的国力，于是各路诸侯王开始招纳贤才，为的就是想着自己在追寻权力与地位的路途中能少一点磨难，多一点帮手。毕竟当时的社会也是呈现出弱肉强食的局面，因此不乏出现一些有想法的人想要因此一展大志，向至高无上的位置发起攻势。

而当时的秦惠王也不例外，当时的秦国只不过是个西边的小国家，被东方的很多中原诸侯国所看不起，很多的中原国君聚会的时候，根本就不通知秦国。而秦惠王却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君主，他的内心中有着强烈的要将秦国变得强盛的想法，他也不甘于成为一个碌碌平庸的君主，有着一颗燃起熊熊大火的内心。

而这个时候，时为法家的商鞅出现了，他注意到了秦惠王。而这时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的故事，那就是秦惠王并没有一眼就看中商鞅，而商鞅也故意没有在第一时间为秦惠王讲改革的事。商鞅实际上和秦惠王面谈了三次，第一次商鞅为秦惠王讲述仁道，告诉秦惠王要用“仁”来治理国家，秦惠王没有理他；第二次商鞅为秦惠王讲述王道，告诉他要用君主的慈爱来教化百姓，秦惠王也没有理他；而第三次面对已经有些不耐烦的秦惠王时，商鞅终于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那便是来自法家的“霸道”，秦惠王这次终于用认真的眼光来看商鞅，然后便开始重用他。

的确，无论是仁道还是王道，用圣贤之术来治理国家终究是太慢了。秦惠王想要的是那种能够立竿见影的治国之术，毕竟他是个心怀大志之人，怎甘心如此漫无目的走下去，因此他下定决心要让他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秦国一步步的强大，并是在他的带领之下，可见其必想尽一切可能的法子，干一番大的、可被后人评说的事业。他要在史书中留下非凡的一页，这也就是他在听了商鞅的“霸道”之后，选择立刻重用商鞅的原因。而商鞅告诉秦惠王的法家之“霸道”，就是使法律成为君主掌握百姓的策略。

商鞅认为，国家如果要治理好，要靠三点，一是靠严格的法度，二是靠坚实的信用，三是靠绝对的权力。法度，必须要由君主和臣子共同掌握；信用，必须要君主和臣子共同来建立和遵守；权力，则必须是由君主单独控制。商鞅说，如果治理国家没有这三件“法宝”，那么君主和臣子就会任意的舍弃法度来办事，而这样国家就会难免出现混乱。所以，只有首先将法度给明确下来，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必须遵守法度，这样国家就会治理好，国力也会因为各方面的按部就班而不断强盛。

商鞅的法家精神，要求君主在任何情况下，对喜爱的人不能够偏袒，对讨厌或者憎恨的人不能够伤害，一切的做法都要依照法度，一切以“法”为准。这是商鞅的理念，也是他一生专注的东西，但放到如今也是政治上的最高境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君主能做到，即使是很少的人能做到这种境界，那他最终也是落得个默默无闻得局面，甚至被世人当作傻子。

所以说商鞅的法家精神是最纯粹，最完善，也是最理想的，可以这么说，封建的君主帝王是不可能遵守商鞅的这种法家思想的，这也是商鞅必须死的原因。而值得寻味的是商鞅在死前表现得很从容，他说他可以死，但是法不可灭。可见他对自己的态度和精神都给予最高的肯定，不然他也不会励志为了国家的法度尽心尽力，这也表明其心智颇为值得赞誉，毕竟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国家的建设。

而后来的秦始皇也是采用的法家学说来治理国家的，但是此时的法家精神早已被扭曲。从历代秦国君主的授意下，到后来的李斯这里，商鞅的法家精神早就被断章而取义，用着自己为君主服务的学说，将法家的东西给彻底偷梁换柱了。总的来说，李斯在“法治”上侃侃而谈，但是商鞅的精神是以法来治国，而李斯的精神是以君来治法。秦始皇其实之所以看好法家，并不是因为其法治很好，而是因为秦始皇可以用法度来独裁，这可就需要很大的智慧了，不得不在这一方面佩服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