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流亡海外的第十七个年头，也就是1911年10月底，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丹佛）的大街上突然跳出来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国人，挥舞着一张报纸，四处跳跃，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喊，直至泪流满面、面红耳赤。街上的美国人侧目而视，眼尖者发现报纸上的头条赫然写着：《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这个发狂的中国人就是孙中山。当时，孙中山的境况相当糟糕，哥哥孙眉已经破产；美国华侨也不买他的账。孙中山最后沦落到街上打工，据说是在餐馆里做杂工。

此时远在美国的孙中山为胜利欢欣鼓舞。革命爆发了，他不用再顾虑什么“朝廷要犯”了，遂决定返回国内。

由于对武昌起义后国内形势的估计非常乐观，孙中山决心在回国前先给革命党人做一圈外交活动，“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所谓的外交，说白了就是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当然这一切的努力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廖仲恺等人到香港迎接，与孙中山讨论起国内形势与应对措施。

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一心要去上海。“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急切地要去前方领导军民。胡汉民建议孙中山去广州。因为当时同盟会掌握了广东政权，孙中山可以以广东为根据地，整顿军队，循序北伐。

最终胡汉民说服不了孙中山，只好放着广东都督不做了，委托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跟随孙中山同船赴沪。

别人是近乡情更怯，孙中山却是越接近革命前线越乐观。尽管共和国还停留在计划之中，有一大堆破旧立新的事情需要处理，但孙中山还是跃跃欲试，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