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彝事件的影响很快延伸波及至六镇。六镇即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6个镇城，这些军镇设置于北魏道武帝皇始年间（396—397年）。六镇设置的初衷，原是出于国防需要，以宿将统重兵驻扎于平城以北的要塞，防范柔然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六镇的镇都大将地位也非常重要，常常由拓跋族的重要将领出任。

魏孝文帝南迁后，政治中心南移，加之柔然的威胁已不再严重，北魏战争方向主要指向南朝齐、梁，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不论普通士兵还是镇将，都很难在六镇取得什么良好的前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从治国理念到具体措施全盘汉化，有罪之人按照汉人模式实行迁徙流配，许多罪犯被流配到六镇当兵。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先人，就是因为坐事治罪，被举族流放到怀朔镇罚为兵户。国家纲纪逐渐松弛，镇将的素质也随之堕落，克扣粮饷、欺压士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些社会问题，表面上看是由于汉化政策导致。有人据此责难孝文帝汉化，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鲜卑族既然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比汉文化更先进的文化，借鉴和吸收，甚至全盘融入汉文化，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前承赵、秦之余绪，后启北周之变革，是隋唐盛世前华夏民族融合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动力的划时代之举，他对历史的发展有巨大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为何会出现种种社会问题？古人毕竟是有时代限制的，孝文帝看到了汉化对于维护政体、强化君权、提高生产力的好处，但在妥善处理纠结数百年的民族矛盾上，他并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鲜卑上层贵族靠门阀固化暂时压制住反汉化的诉求，下层鲜卑人却没有相应利益保障，一旦汉化政策触及深层次利益，鲜卑人对利益的诉求迅速暴发，所有的矛盾都将以反汉化的形式出现。这也是北周、北齐一度出现不同程度胡化逆流的历史根由。

北魏在宣武帝后出现洛阳汉化与六镇鲜卑化两大集团。六镇鲜卑既然没有从汉化中得到任何好处，必然会持续抵制和反对汉化政策。张彝事件发生后，六镇郁积的怨气像野火一样，哄然燃烧起来。正光四年（523年），柔然人入侵六镇，怀荒镇民要求镇将开仓放粮，好让兵户们有粮抗敌。镇将于景拒不开仓，愤怒的镇兵们起而造反，杀死于景公然造反。随后，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各军镇胡汉人民不堪镇将欺压，纷纷响应。

破六韩拔陵引兵南侵，并分兵围攻武川、怀朔二镇。北魏急调中央禁兵围剿起义军，不料连连失败。次年，高平镇（今宁夏固原）敕勒人胡琛起兵，秀容川乞伏莫于起兵，羌人和氐人在陇右秦州（今甘肃天水）起兵。正光六年（525年），又有柔玄镇民杜洛周起兵，孝昌二年（526年），破六韩拔陵败死后，沃野镇民被安置到河北，镇民鲜于修礼不堪压迫，再度聚众起兵。杜洛周、鲜于修礼两部起义军后都被葛荣兼并。

北魏中央禁兵在镇压六镇起义的过程中屡遭失败，其主力基本被摧毁，以至于不得不外请曾经的敌人柔然来帮助镇压。起义蔓延到河北、关中后，北魏中央无力能制，只好起用秀容川契胡部落兵来镇压六镇起义，契胡首领尔朱荣遂趁势崛起。他率兵在邺城击败葛荣百万大军，基本平息河北大乱，并派尔朱天光入关中征讨渐成势力的万俟丑奴。契胡在基本平定六镇之乱后，迅速崛起为国内头号实力派。北魏灵太后和孝明帝因为权力之争，贸然引其入京，酿成不可挽回的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