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宋朝建立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在汉唐时代，中原王朝是无可置疑的天下共主，虽有外族入侵，但并未真正动摇中原的霸权地位。周边外族，至少在形式上，保持着中原藩属的身份。而到了宋代，则先有辽国与宋平起平坐，后又有西夏自立。面对空前的外部挑战，宋朝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现象："主和"与"主战"之争。

如果说在汉代，对外扩张才是主流；在唐代，努力恢复和保有汉代曾经的疆土是主旋律；那么到了宋代，是否应该收复唐朝曾经的领土，都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对于如何处理与周边异族的关系，在北宋朝堂之上与士大夫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流派: 一是以"不事四夷、重内轻外"理论为支撑的主和派；二是以"多事四夷"理论为支撑，以恢复汉唐疆域为目标的主战派。这两种思想流派的盛衰与斗争，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先说主和派。这一思想流派早在宋太宗晚期就已经出现，在宋真宗时期成为了北宋朝廷处理边疆事务的指导思想，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宋仁宗、庞籍、富弼、司马光、范仲淹、夏竦、张方平等人。

司马光

他们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点：首先是古今夷狄不同论。长久以来，汉人将夷狄比做禽兽，除了讽刺其不知礼仪，人面兽心之外，还充满了对夷狄力量的蔑视。但到了宋代，辽夏政权表现出了与古代匈奴、突厥大为不同的特点。主和派认为，夷狄习性虽未变，但力量已经极大增强，不可再低估其实力。富弼在其奏章中说，自从契丹得到了幽云地区，西夏得到了灵夏地区以来，当地的汉人精英都为它们所用，它们得到了中国土地，役使中国民众，模仿中国建立了国家制度，读中国书，效仿中国法令。这样一来，它们的国家治理，已经与宋朝相似，而它们的精锐骑兵，却强于宋朝。这等于说，原本中国的长处被它们学去了，它们的长处，中国却学不了。因此它们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劲敌。这种认识是主和派在军事上一味主张被动防御的重要原因。

其次，主和派不主张武力恢复传统的华夷秩序，认为对辽、夏等国应存而勿论，安于现状。这一点在宋廷处理西夏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宋仁宗时，契丹为了利用西夏牵制宋朝，大力扶植西北党项势力，而宋仁宗则以"安静边鄙"为准则，消极避战，坐视西夏吞并河西地区亲宋的地方势力，导致西夏坐大，控制整个河西走廊。结果到了宝元元年（1038年），身为北宋藩臣的元昊悍然称帝立国，宋廷震动，战和不定，主和派认为，只要西夏放弃帝号，与宋廷保持一种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即可不动用武力。

其三，主和派主张以怀柔之术应对周边势力的侵犯。司马光认为，通过"御之以恩信, 待之以礼节"，即可消除异族入侵的风险。所谓恩，指以金帛财物满足辽、夏等的贪欲；所谓信，指对辽、夏讲信用，不接受辽、夏的流亡者，不贪图其土地人民；所谓礼，即礼遇辽、夏等国使臣, 不在其面前摆出大国的架子，从而使其感恩戴德，成为中原王朝的不侵不叛之臣。

在军事上，主和派主张以消极防御为主，"来则备御, 去则勿追"，只要把入侵之敌击退即可，不可追击。他们认为，"夷狄自古为中国患"，夷狄入侵问题是自古就有，永远都解决不了的，哪怕是古代如汉高祖那样的雄杰，也曾为匈奴所困，而如今辽国、夏国比匈奴更强，几乎不可战胜，因此一味的与其敌对是不明智的。

随着边境形势的日益严重，主和派发现单纯的消极防御无法解决问题，又提出经济封锁、收买与军事防御相配合的办法。夏宋战争期间，宋仁宗一方面下诏断绝宋夏贸易, 封锁边境, 另一方面又以范仲淹为主将，主持西北地区的防御，稳扎稳打，同时以富弼出使契丹，用金帛十万的代价要求契丹向西夏施加压力，最终使得西夏同意与北宋议和。

再说主战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郭咨、宋神宗、王安石及王韶等人, 这一派虽然在宋神宗继位之前便已存在，但是由于宋仁宗和宋英宗对开疆拓土毫无兴趣，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引起重视，直至宋神宗继位，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主战派以武力解决夷狄问题的观点在神宗时期成为宋廷经营边疆的主导思想。主战派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宋神宗

第一，在如何看待夷狄的问题上，主战派坚持"四夷皆衰弱"观。王安石曾多次对此进行阐述，他认为，当今宋朝人口众多，土地广大，内部没有隐患，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的人口都没有宋朝多，耕地面积也不如宋朝大，经济都比不上宋朝繁荣。这种情况下，宋朝实在没有理由对付不了周边的夷狄。并且辽国国主昏庸，内乱不断，西夏军战斗力很弱，宋军只要有精锐一两万人，足以战胜西夏。宋神宗也认为，辽、夏并非难以对付，只要宋朝改革内政，充实军力，兵精粮足，即可讨灭辽夏。

第二，在如何定位夷夏关系问题上，主战派认为，契丹与宋朝平起平坐，占据幽云十六州侵凌中国的状态是不正常的，必须以武力恢复传统的夷夏秩序，重现汉唐盛世的景象。王安石称"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政治秩序是"天地之常理"。他斥责主和派的辽夏不可战胜论为荒谬，认为"古代之所以对付夷狄没有上策，是因为那些夷狄都生活在极其偏远的地方，如匈奴之地，并不适宜汉人居住，因此中原难以控制和管理，而今天的西夏所占据的灵夏、河西两路都是汉唐故地，与大宋核心地区相接，本应不难攻取，如果把这些中原腹心之地当成夷狄的地盘而舍弃，难道就不想想百年之后，子孙们会遭到怎样的威胁？"

王安石

第三，在对付辽、夏等夷狄势力的策略问题上，主战派形成了先易后难的战略共识。其基本方略是，首先攻打势力最弱的河湟吐蕃，然后攻打西夏，最后北上攻伐辽国。此外，还要寻找时机攻灭南方的交趾。熙宁五年 (1072)，宋神宗以王韶为将，用兵河湟，至次年克复熙、洮、岷、叠、宕等州，拓地两千余里，招抚大小藩族三十余万帐，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元丰四年 (1081)，宋神宗以夏国内乱为由，下诏五路出兵，大举攻夏，宋军长驱直入，打到了灵州城下，但最终功败垂成。虽然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也取得了攻克兰州，进占陕西四寨的战绩，扭转了宋军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使得宋夏双方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宋仁宗至宋神宗时期, 围绕着如何处理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 主和派与主战派进行了数次大争论。第一次是在西夏自立时。宋仁宗宝元元年 (1038)，元昊自立为帝，出兵侵宋。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主战派与主和派爆发了激烈的交锋。主和派反对主动出击，主张军事上防御，政治上"招抚"。他们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宋军攻夏，败多胜少，宋太宗时兵强将广，征讨丧家之犬的李继迁，尚无可奈何，何况今日之李元昊远胜于李继迁，而宋军又不如往昔，主动出击胜算渺茫。主战派则力主兴师讨伐，企图通过军事手段彻底解决西夏问题。在元昊逆命之初，北宋朝廷还很轻视西夏的军力，于是主战派略占上风，结果经过三川口、好水川两次大败之后，主和派的观点成为朝议的主流，宋夏议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和派的思想成为处理与西夏关系的基本准则。

宋神宗继位后，北宋的边疆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主战派成为主持朝政的当权派，主和派渐处下风，双方就如何处理西夏问题再次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治平四年 (1067)，北宋大将种谔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迫降西夏嵬名山，攻取绥州。此事在宋廷引起轩然大波，主和派大臣司马光、郑獬等人纷纷上书批评宋神宗出师无名，失信于外国，结怨于边民，奏请斩种谔以谢边民。次年，夏国主凉祚去世，主战派主张乘机以重兵深入讨伐西夏，主和派的刘述又上书告诫宋神宗，在别国办丧事之际出兵是不义的。宋神宗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讨伐夷狄只需要看军力够不够，用不着出师有名。王安石也认为，古代的帝王对付夷狄，在兵力不足时则暂时妥协求和，兵力强大时就讨伐夷狄控制他们。出兵想要找理由还不容易？由于"兼制夷狄"已成为宋廷的既定国策, 主和派虽极力反对, 但无法影响北宋最高决策。

悲剧的是，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主战派也无法改变宋朝对外的屈辱地位和悲剧命运，宋朝对西夏的长期进攻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与金国结盟灭辽的"海上之盟"，最终导致是靖康之耻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