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读︱张翼：我从这些书中理解现代性自革命史观的地位受到动摇之后，虽说并未有新的绝对权威取而代之，但是几乎大部分的历史研究者都或多或少的转向“现代化史观”，作为书写历史的线索、情感甚至意识形态。“现代性”这个词几乎成为某种“咒语”，套用在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之上，为一点一滴的变化赋予“意义”和“目的”。于是问题自然产生，现代性或者现代化过程究竟是什么？这一进程的主体又属于谁？它为世界的样貌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构成了我上半年阅读书目的主线。有关“现代性”的探讨汗牛充栋，本文仅举在我看来最有趣的几位作者的论述。

首先是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自由主义之后》（台北：联经，2001），华勒斯坦作为当今最具创见的社会科学学者，其最出名的“世界体系理论”影响深远。华勒斯坦指出，现代性由一种特定的社会现实与一种特定的世界观结合而成，这种世界观有两个要点：一是承认改变是一种常态；二是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而对这两个议题的不同反应：反对、稳步推进和激进执行，就成为19-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三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共同促成了以“核心-边缘”为特征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在欧洲的主权国家内，借民族主义和福利政策统合无产阶级；在边陲地区，用强调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和强调发展的列宁主义安抚第三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主义便是威尔逊主义的盾牌，苏联事实上起到了巩固美国霸权的作用。也就是说，1991年苏联的解体，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敲响了警钟。然而正如康纳·奥克莱利（Conor O'Clery）在《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中讽刺地说道：“美国人在苏联人的葬礼上喝得太多了，以至于现在还醒不过来。”这或许才是理解冷战及其同自由主义间关系之本质的最佳角度。

《自由主义之后》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自由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或许有人指出自由主义或任何政治观点的虚伪，并不能否定科学所带来的“确确实实”的现代性，然而科学也并非超脱历史之外的存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史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就探讨了范式及其范式的变化对于科学研究演进的决定性作用。库恩指出，科学研究存在范式，而范式界定了科学研究的方式和可接受的解，常规科学即是在范式指导下的解谜过程，科学研究的革命就是范式的革命。

《科学革命的结构》

那么，这范式对于历史研究的启示意义为何？19世纪以降，历史研究的范式或许也经历了多次的变革。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他的三大卷《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的开篇，就是对19世纪人们记忆自身历史方式的改变，进行详尽而深入的探讨，19世纪的人们系统性的反思历史，并将其塞入某种线性轨道中，利用种种材料和场域：档案、照片或博物馆，将记忆更好的保存风干为历史。奥斯特哈默的《19世纪史》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年代四部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可谓等量齐观的宏观叙事作品，前者在概念明晰的基础性工作上功夫极深，而后者对于艺术史的关注和无与伦比的叙事语言则颇具特色。对于19世纪世界的宏观了解，这两套书是不可错过的佳作。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年代四部曲》

奥斯特哈默提到的照相技术，作为19世纪的新发明，为历史贡献了可贵的视觉材料，诸多带着相机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在这之中，首推约翰·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几乎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的“标准像”都取材于他之手，不仅照片质量上乘，汤姆逊为每幅照片所撰写的简要说明和与之相配合的游玩记录也尤其引人入胜，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展现一幅晚清社会的画卷。类似的照片或版画集还包括穆默（图）程伟（译）：《德国公使照片日记（1900-1902）》（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詹姆斯·利卡尔顿，《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赵省伟、李小玉编译，《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50-1937》（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和小川一真：《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照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约翰·汤姆逊记录的晚清帝国》

《德国公使照片日记（1900-1902）》

《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法国彩色画报记录的中国1850-1937》

《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照片集》

但是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接受，绝非如同照相机的引入这般简单，而是经历了极为痛苦而漫长的转型。在西方带来他们的“现代性”之前，中国人有其自身的世界体系。廖敏淑的《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即是对清代互市与外政制度的精彩考察，有力地推翻了一直以来受到吹捧的费正清所谓“冲击-反应”理论，并为清朝正名。清朝绝非一具静止不动的“干尸”，而是和大英帝国或沙俄一样，都是野心勃勃大帝国，其所代表的是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秩序，自19世纪以来，清政府就与西方进行了长时间卓有成效的搏斗。

《清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

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噶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就敏感地注意到了清朝世界秩序和英国国际体系之间的冲突，如何体现在礼仪问题上。王开玺的《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也涉及这一问题，但是叙述稍微冗长，然而却是必要的参考。

《怀柔远人：马噶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

自1839年始，冲突便升级为战争，武装冲突层面已有相当多的论述，也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话题。刘禾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却另辟蹊径，从翻译问题中展示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生死搏斗，其关注点放在有关“夷”的翻译在跨语际实践中产生的意义重组上，是帝国主义话语建立在中国霸权的绝佳缩影，各位读者只要有耐心熬过该书冗长而艰涩的绪论部分，定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得到相当有益的启发。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现代性带给中国的首先是战争和暴力，黄宇和的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是我所见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起源的最佳作品，可惜该书未见中译本，但其精彩程度足以让我推荐各位去挑战英文原著。黄宇和从巴夏礼和包令的个性出发，经由英国的媒体圈、议会政治斗争，直到英国海外经济的体系，梳理出一条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因果链条”，尤其是他对于英国史料的掌握是国内学者所不及的。

Deadly Dreams: Opium, Imperialism and the Arrow War (1856-1860) in China

现代性也改变了国内冲突的模式，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有的基督教色彩是同西方接触后才可能出现的现象，但是太平天国同时也继承了许多清代民变所共同的因素。韩书瑞（Susan Naquin）的《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和《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是有关清代中叶两期民变的研究，其优美而生动的文笔把枯燥的审问笔录和档案化为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展现两次民变千头万绪的前因和涟漪不断的后果。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

若论前因，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2014）对清代社会心态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而至于后果，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则关注到辛亥革命时的满汉间暴力冲突，有力地质疑了所谓辛亥革命是一场“不流血”或者“微流血”革命的说法。

《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或许这样的说法是相对于清朝19世纪空前规模的内乱和20世纪中国不断的、充满血腥味的革命相比而言的结论，但是对于在朝代更迭中死去的这些满、汉人民而言，这样的结论则显得草率。然而更可悲的是，这样的牺牲同样没有换来“旧邦新造”，反而秩序的进一步沦陷。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的《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台北：时报文化，2015）对于抗战中国富有同情的描述，即是对中国近代沉沦的一曲挽歌。仅仅哀叹于抗战带来的破坏是肤浅的，拉里的创见在于发现抗战对于中国传统秩序的彻底瓦解作用，因为战争，在地精英和地主脱离自己的权力基础而流离失所，残存的一些野心家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而在战后名誉扫地，逃到后方的人们在幸存者心态的驱使下，侵蚀着残存的社会信任感。这一切都为战后的革命铺平了道路，而所有旧秩序的解体，也为新的权力格局对于社会的全面控制打开了大门。

《流离岁月：抗战中的中国人民》

拉里的论述或许还有待商榷之处，周杰荣、毕克伟所编的论文集《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中所呈现的，便是新秩序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处理国家同工人、社会组织的关系？如何巩固对西南、西北边疆的控制？在控制领土以后，又该如何统一思想，把唯物主义和革命话语教导给全体人民？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同革命战争一样，不是请客吃饭，而需要面对严酷的斗争。该书中的论文即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论是论述、比喻还是视角，都尤为惊艳，令人不忍释卷。

《胜利的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岁月》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终究是在中国建立了起来，亚洲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或许是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ield）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所指出的“五条道路”之外的类型。

《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

任何线性的叙事都不免企图将所有的事件收入自圆其说的体系中，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近代史研究必须面对复杂性和模糊感。例如傅葆石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和罗久蓉的《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都探讨了战争中文人，或是女性在复杂认同下的艰难抉择。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揭示了被革命叙事所遮盖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成就。为了防止幸存者偏差，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失败者也值得考察，尤金·罗根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就是很好的例子。

《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

《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还有很多的佳作我这里无法一一举例，但以上这些，都是帮助我理解何为现代性，谁创造现代性，谁又享受现代性之成果等问题所借助的航标。如何理解现代性就是如何理解当下的一切，我曾和朋友开玩笑称，如果近代史历史研究去掉了现代性议题，我们还剩下什么？难道只有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了吗？朋友愕然，想了许久也不知道没有了现代性之外的工具，学人们手上还剩下什么武器。但是这终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后现代之后新理论的建构，或许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