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成为一项重要任务。

今天人们前往中共二大会址参观时，往往是冲着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而去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也诞生于此。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作为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当时各种思潮蜂起，也急需一个权威的出版机构澄清视听、统一思想。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921年9月1日，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主持工作，李达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今天中共二大会址所在地辅德里625号当时是李达的寓所。党成立初期，实际上处于一个秘密状态，所以不能公开设立自己的出版机构。但是，怎么让人们知道“人民出版社”的存在呢？1921年9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刊登了人民出版社成立“通告”，简述了创社宗旨与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社名和社标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此通告还列出了计划出版的书目，其中马克思全书15本，列宁全书14本，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者）丛书11本，其他书籍9本。即便如此，在书刊正式出版后，出于安全考虑，封面上印的却是“广州人民出版社”这么一个社址。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谈到:“‘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出版物印上“广州昌兴新街26号”、“广州人民出版社”等字样，这是为免遭当局的迫害，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而之所以选择“广州” 作掩护，因为当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可以确保安全。据说，在李达家的灶间里有一个烧饭的灶头，灶头旁堆满了木柴，人民出版社的印刷器材和出版物就藏在木柴堆里。

条件是如此艰难，但是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却是极富成效的。到1922年6月底，出版社共出版了十多种书，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列宁传》、《俄国共产党党纲》等。虽然并没有全部完成“通告”中所说的四十九种图书，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能出版十多种书，也是难能可贵的了。人民出版社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先河。

也许有人要问，当时不是有“新青年社”吗，为什么还要另开灶头？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以《新青年》杂志为机关刊物，成立“新青年社”，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个主要的公开出版发行机构。“新青年社”虽然刊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刊物，但离“有组织、有系统地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的目标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依托的是《新青年》杂志，而《新青年》已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和传统。有研究指出，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丛书》所出版的八本书中来看，其中只有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其余的多半是由《新青年》那些老作者、老关系自己选译的。这些书也可算是宣传新思想，但它并不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社”就成了既宣传马克思主义，又宣传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杂烩。更为重要的是，现实中“新青年社”也出现了变故。1921年2月，“新青年社”在上海的总发行所遭法租界巡捕房查封，“新青年社”被迫迁往广州继续出版发行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后，迫切需要在上海有一个党的出版阵地。人民出版社由此应运而生。

历史总是会出人意料。谁能想到，在人民出版社问世两年后，它与广州新青年社再度“喜相逢”。1923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与广州新青年社合并。此后，随着大革命失败，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也转入地下。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1月1日，人民出版社在北京恢复重建。毛泽东亲笔题写“人民出版社”社名，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也分别为人民出版社成立题词。当然，新时期的人民出版社与建党初期的人民出版社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它依然继承了革命年代的光荣传统，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政治书籍出版社，也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官方出版社。至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重要论述和重要理论读物依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